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

《文汇报》6月5日刊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郑成良的文章认为，要树立法治观念，就必须排除、抛弃法律工具主义的观念。 法律工具主义的第一个观念，就是强调法律是国家和政府管理社会的工具。在法治社会，人民通过设立政府，让官员执行法律。因而，在法律与政府之间，政府才是工具，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主宰。     

中美法律工具主义比较分析及其启示

中关两国的法律工具主义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二者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面对相似的社会背景、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存在滥用的危险。二者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产生和适用的前提不同、哲学基础不同、法院系统差别巨大。通过对二者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启示：应充分发挥法律的工具性作用，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增强司法者承担运用法律工具的角色位置和角色能力；重视研究行动中的法律，摆脱法学研究的教条化；对法律工具主义的滥用进行限制。     

法律社会观下的冲突与选择——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瞿同祖先生《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是其对社会史和法律史综合研究的成果。分析了中国法律的主要特征和基本精神,并阐明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该书从三组不同层面上的观念冲突展开论述,即伦常与是非的冲突、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差别性规范与同一性规范的冲突,以呈现中国法律在社会价值要求下所做出选择的过程。结合瞿同祖先生的法律社会学观念,对现今社会与法律的冲突成因加以探讨,以期获得中国法治建设方面的启迪。     

论西方法治传统的思想渊源和观念基础

自然法是西方法理学中最具持久性的范畴和概念,是最富有生命力的观念体系,是一个能够统摄西方社会全部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制度安排在内的综合性概念。自然法蕴含着的理性主义、社会正义、客观权利和法治主义,它赋予西方人奉法为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威。人类继往的经验总结和理性认识有助于我们对法作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有助于我们依法治国战略宏图的实现。     

司法和谐理念对法律职业主义的拓展

司法和谐理念倡导通过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与和谐的司法环境而使纠纷得到实质性的了结；法律职业主义则以法律自治为核心，主张严格以法律规范为标准，对诉争做出法律裁断，并不考虑诉争是否确实因此化解。前者追求使司法真正成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是配合和谐社会的建构目标而做出的司法调整。后者则是为法治社会的建构、为强化法律的治理和权威作出的司法努力。尽管二者因指向不同而存在着矛盾，但就构建和谐的法治社会而言，它们在司法活动中有相互调适而共存的理由。     

全球化、法律发展与民族国家观念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自由主义观念获得了普适化扩展而成为支配性话语。不同国家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变革着自身的文化传统观念和法律制度。对于非西方的民族国家,重要的是应立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来进行具体的制度建构并培育民族精神的理性发展。应当持有世界性眼光和民族性立场,而不是消解民族精神和对民族国家观念的简单拒斥。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60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     

法治现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书”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在国际层面建立广泛的机制和制度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稳定。"和谐世界"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天下观"与"和谐观"共同构成了"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认定国家间利益存在和谐性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和谐世界"理念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一致性及对世界政治最优状态的设想两个方面做出了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的判断,为当前世界秩序的调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国家观的视角

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且相互对峙的政治哲学当属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弱国家"与"强国家"的国家观,具体展现为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价值优先序列的选择。无论从规范理论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视角来审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国家观均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二者的争论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决不能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作非此即彼的简单化选择,而是应寻求"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某种程度的衡平。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析

法律文化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和观念.它属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中国和西方由于在国家的起源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人情社会”下中国人的法律观

中国社会，重情甚于重理，可以说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总是按习惯依人情处理各种事情，希望通过人情关系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法律进行变通适用。这是一种“变通”的法律观。从心理的、历史的和法律的视角分析“变通”法律观的成因。     

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的诗学转向——试析庞德的“三诗”观

本文对20世纪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军人物庞德提出的声诗、形诗、理诗等＂三诗＂观内涵进行了文本考察,辨析其意义根源,指出其未被认识的文学价值。＂三诗＂观是庞德从意象主义到漩涡主义诗学观的折射,其形诗概念的提出是对西方语言文学的独特贡献,对稀释西方的东方主义偏见具有重大意义。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论法治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区别

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形式法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实质法治则是价值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必须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在价值内涵上,实质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宪政主义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价值本质.     

论法律万能主义与法律虚无主义

在我国的法制建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倾向,一是法律万能主义,二是法律虚无主义,二者都有其存在的思想基础,这两种认识对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是不利的。我们在法制建设中要注意和避免这两种偏向,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思想的发展,将现代、现实和传统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制度正义与道德教育二者并重——社群主义公平正义观研究述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探讨和实践过程中,对当代西方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公平正义观进行比较,是有借鉴意义的。社群主义的正义与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正义是两种不同的正义。前者从整体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后者从个人出发论证正义的合理性;前者强调实现正义要以道德教育为途径,后者强调正义的实现要有制度保障;前者的正义是从具体社群、社会和国家条件出发的正义,后者的正义是普适的正义。制度的正义固然重要,但必须以道德教育为补充,二者相得益彰。     

从传统诚信观向现代诚信观的转变

观念的转变是制度建立的基础。要建立现代社会诚信体系,需要实现由传统诚信观向现代诚信观的转变。要由熟人关系的、等级的、重义轻利的、情感性的、仅作为道德原则的传统诚信观转向市场关系的、平等的、利义结合的、理性的、作为法律原则的现代诚信观。     

实现法治现代化必须树立法律信仰

健全的立法是法治社会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更高层次要求考量,法律体系的形成,仅仅是法治现代化的一     

法团主义视角下的国家—社会关系

法团主义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重要视角。基于利益表达与聚合的法团主义分析框架可以区分为国家法团主义与社会法团主义。中国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随着分析的深入．法团主义研究者通过“解集国家”的方式探析国家一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将科层制等级、政府部门与官僚利益、社会组织利益、中国政治治理的历史遗产等因素引入到理论框架之中。但是,法团主义理论的内在问题一方面在于其制度安排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且发展方向并不确定．另一方面更在于无法说明国家法团主义制度安排的未来走向．即无法建立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转型的逻辑路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依法治国 依宪执政 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