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回顾与审视

"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在20世纪90年代被明确提出,至今已有二十年。经历最初的热闹之后,今天这一命题渐入沉寂。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文化传统为其问世的思想渊源;"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提出则是其一度盛行的现实语境。然而,"转换"说提出时就缺乏严谨界定和全面思考,大部分论者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意义研究视为"转换"的主要内涵,将两者等而视之。这种泛化理解基本忽视了其医治所谓"文论失语症"的现实目的,也忽视了其立足"转换"以建构当代文论的初衷。自然,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无法避免且十分必要,但幻想通过"转换"来实现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实在扞格难通。这本身违反了文学发展机制和文论生成体制,堪称一个"虚假命题"。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只能从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产生。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三条路径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前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学界对重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在诸多的研究中,怎样重建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命题仍然存在重大缺陷,依然没有摆脱老路,无法引导我们真正走上重建的道路.在时该命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重建应该走中国文论中国化的道路,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中国文论的当下直接有效性;第二,西方文论中国化;第三,让中国文论在当代成为主流话语.     

从古代传统到当代资源——“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 ,自 2 0世纪 80年代由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之后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 ,并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本文即围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学理背景、内涵、关键、途径、目标和方向等基本内容进行综合性评述。     

对当代文论建设的几个所谓“共识”与“常识”的质疑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发表过重写中国文学史的看法和观点、提出反思中国文论研究"失语"现状的论文,提出了中国文论的重建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却收效不大,基本上仍然无法确实地推进当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写与发展,无法推进中国文论的重建进程。可见当下仍存在着一些严重困扰着文学史与文论界的问题。其中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而又十分重要的困扰是,很多当代人形成了所谓的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共识"与"常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不应该收录古体诗词、中国古代文论没有体系、古代没有白话诗、中国文学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些"共识"与"常识"是很有问题的,恰恰是这些"共识"与"常识",阻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     

从文论写作范式看“失语”

从话语分析角度看 ,百年来我国文艺理论著述已逐渐形成了一种写作范式和文化成规 ,它过分倚重于引证西方材料 ,而本土尤其古典文论话语所占分量明显偏轻 ,其命题、范畴又主要源于西方文论话语。写作中命题、范畴的取舍关涉到传统及知识谱系的连贯和延续 ,而材料的引用问题则关涉到知识谱系的“置换”,以此观之 ,“失语”确是一种客观存在。若要有效地疗治“失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理论 ,有必要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艺理论写作范式 ,在此基础上才真正可能通过写作范式的重新确立而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或话语体系     

中国古代文论在现代文艺理论中的融通与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并不是要西化,绝不能离开民族特色这个根,而是要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融通中实现转换,比如言志抒情理论的延伸与转换、意境理论的发展与运用、文艺社会功能的拓展及其特殊性、神思妙悟式艺术思维的肯定等.     

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视野下的风骨论

“风骨”论是“龙学”研究的一个迷团,学界对其的阐释说法不一,难有定论,折射出中国文论话语现代转换的历史问题,在西方文论、前苏文论及比较文学视野中“风骨”得到不同模式的阐释,表现了中国文论话语在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彰显之间的两难选择。     

全球化与中国文论的出路

面对“全球化”,中国文论要走出“失语”的窘境,首先,就要求文论研究者认清形势,摆正心态,树立自信;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文本,立足于原创性的文艺批评,以文艺批评作为文论的生长点;要善于从文化研究中汲取营养,在保持文艺研究独特性的前提下,让文艺研究跳出纯文本、纯文艺、纯审美的研究,在大文化的背景下研究文艺问题,以拓宽文论发展的空间;重视译介,强力输出,也是我们的文论迈向全球的必经之路。     

汉语批评:从失语到重建(笔谈)

20世纪 90年代曹顺庆等学者提出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命题 ,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赞成的、反对的和商榷的意见都不少 ,但更多的则希望他们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思路、方法和拿出实际成果。现在他们提出“汉语批评”策略 ,既是对学界期待作出回应 ,又使其以前的学术理论更加深入。本刊选发的这组笔谈 ,集中探讨了汉语批评的理论内涵、话语策略、汉语批评与当代全球化语境等问题 ,表明了他们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和具体的方法及路径 ,希望引起读者关注。     

基于“Ius”语义转换的现代权利观念

从古代西方的“自然正当”到现代西方的“个人权利”观念,这一过程涉及从自然到个人、从共同体到个体的重要转变.我们可以从“Ius”一词的语义转换来发现这一过程.现代西方的思想界正是创造性地转换了“Ius”这一拉丁文的语义,从而用现代政治学、法学的语言表达了现代权利观念.     

依经立义:作为中国文论研究方法的建构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依经立义"是随着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兴盛而出现的,并与两千余年的经学发展相始终.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纵、横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纵向寻求.就是内求中国传统经典,变"中国古代文论"为"中国文论",既关注"说什么",也重视"怎么说".合理阐释中国文论的当代意义.而横向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经典理论,通过对他国文化、文论经典的借鉴、印证以及两者之间的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     

《文心雕龙》研究与中国文论话语建设

本文就《文心雕龙》研究历史的兴衰现象 ,从中国传统文论著作的话语方式和学术规则角度 ,探讨了为何《文心雕龙》在唐宋时期未能被引起足够重视 ,而从明清开始 ,研究渐盛 ,且在当代形成声势浩大的“龙学”,并由此反思当代研究的利弊 ,进一步指出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思想的异质性 ,在跨文明比较的视野中 ,合理转化中国古代文论 ,整合中西文论 ,让中国文论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     

第一生产力与首要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的命题，也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发展。同时，我们也比较熟悉“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这个观点和命题。“首要生产力”也就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当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人们自然会想到劳动者与科学技术这两个第一作何解释，二者关系如何。要正确说明这两个命题的含义及其关系，我们首先必须确立这个前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仅仅是一个现代命题，而不是一个普遍命题、绝对命题。在古代，虽然有古代科技，但人类主要依靠经…     

天人合一思想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该命题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使得传统中国的权力始终朝着集权的方向发展。“天人合一”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立宪运动也产生了影响。正是基于该思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设计了一个集权的“万能政府”。由于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作用,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终归失败。从中可知:我们不能忽略传统文化对舶来宪法的重构。     

印度佛教圆观念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

佛教的“圆”观念,在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与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外来的印度佛教“圆”观与中国固有的“圆”观念相互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圆”观念。然后是这一中国化了的佛教“圆”观念,又通过激活和强化中国人的“圆”观念的方式,以三种途径参与到中国古代文论“圆”范畴的建构中去。在经过文论家们的一番诗学化的改造和转化之后,佛教的“圆”范畴就转变为了审美的文论“圆”范畴了,“圆”也就因此而由一个普通的词,升华为一个文论的审美范畴了。     

叶燮原诗之诗学本体对比研究

霍松林和卜松山是叶燮《原诗》研究领域的突出代表．两人研究的主要倾向性在于叶燮诗歌本体之“志”与“情”的显著差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问题切入上的差异、研究思路上的不同、理论视点上的差异和范畴阐释上的差异。霍松林以本土化的视野和国学的功力着力于唯物辩证的阐发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挖掘到了叶燮诗歌“言志”之本体：卜松山以文化自觉之视野和文论的身后理论根基致力于文本细读与范畴阐释．咀嚼到了叶燮诗歌在“缘情”之“怎是”。他从更加广泛的古代文论历史长河中去寻觅和凸显《原诗》的思想体系以及体现“诗歌的本质和诗人的品质”的批判话语，力求在叶燮诗论中挖掘“缘情”的因子．以寻求古代文论价值实现之可能性，以期实现古代文论之现代转换。     

再议“实质蕴涵怪论”

实质蕴涵乃至整个现代逻辑不是“如果 ,则”等联结词的正确抽象 ,它只抽象了支命题与复合题之间的真假关系 ,而忽略了支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 ,并且以支命题孤立的真假偷换了相互关系下的真假 ,因而使真值抽象失去了合理性。现代逻辑是建立在这种不合理抽象基础上的理论 ,它不适用于整个普通思维     

中华传统经典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起

10年前中国文论界就开始在探讨中国文论话语的重建问题,但直到今天仍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路径。笔者以为,对中国传统话语进行发掘整理,使之实现现代转化,这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原动力。而整理中国的传统话语,应该从中华传统经典开始。因为经典具有再生性和不朽性,它适合千秋万代的需要。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通过对中华传统经典的解读而使其具有现代意义,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路径。     

论现代警务行为的范式转换

传统行政法理论认为,警察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法无明文规定即无行政。然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事务不断增多和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出现了许多有悖于传统理论的“反常问题”。这些“反常问题”的存在,就意味着传统的理论研究范式本身产生了危机,考虑新的范式设计和进行范式转换就十分必要了。范式转换的实质就是提出一套全新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把“反常”的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现代警务行为突破传统的价值模式和价值理念,构建权利本位范式有助于树立“以相对人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有利于扩大相对人的参与;有利于实现依法行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周易·观卦》之“观”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主体论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元典,是古代文论的文化根基。从文论的角度来看,《观卦》中“观我生”讲求的修美己德与文论中关于创作主体道德修养息息相关;仰观俯察的观物方式又需要创作主体有广博的识见;“观民设教”的教化思想直接启发了汉代风化说;观物取象又是古代文论关于“心物”关系的最早展现。《周易》之“观”的观者、观物方式对于古代文论创作主体论的诸多方面有着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