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垄断协议的立法与实施———竞争文化视角的分析简

通过法律对垄断行为进行规制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可以看成是一个“弘扬竞争、反对垄断”的转变过程。通过对垄断协议（卡特尔）进行规制的法律发展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转变。《反垄断法》实施五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垄断协议具有普遍性,尤其是行业协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对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缺少竞争文化的支持背景,政府指导或以行业协会自律为名而组织的卡特尔,以及因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形成的所谓“抱团取暖”式的出口卡特尔,对于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中国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为内容,从中国竞争文化发育的角度,观察竞争法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步性,并试图探讨如何以规制垄断协议行为④为抓手．促进中国竞争文化的进一步成熟发展。     

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法律规制

规制法治化是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必要前提,以事业法和反垄断法规制为其主要内容。事业法规制包括市场准入与退出规制、价格规制、互联互通与接入费规制、禁止交叉补贴与普遍服务规制、不对称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涵盖在位生产者、潜在竞争者、交易者和消费者的福利在内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反垄断法规制包括滥用网络优势行为规制、合并与拆分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规制、行政垄断规制等,其价值取向为“有限竞争自由→适度竞争自由→充分竞争自由”的发展。就法律位阶体系而言,反垄断法应为“基本法律”,而事业法为“非基本法律”,反垄断法应优于事业法。     

中国古代的“屈法伸情”

对情况特殊的案件，司法机关放弃有关法律的适用而依据情理作出变通处理，是为“屈法伸情”。“屈法伸情”能实现实体公平，使人们心悦诚服，有利于社会和谐。由一定法律制度严格规制下的“屈法伸情”则无破坏法制之虞。     

“深度伪造”法律规制的新范式与新体系

“深度伪造”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内容合成技术，具有高度真实和简易操作的技术特征。“深度伪造”虽然在教育、医疗、文创和娱乐等领域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但其潜在风险也给公民隐私、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和威胁。当前“深度伪造”的法律规制主要秉持“技术—经济”范式，而相对忽视了技术和资本对社会及公民的负面影响，导致现有规制体系存在监管缺位、责任不明、技术异化等问题。“深度伪造”技术的协同规制要跨入“技术—经济—社会”新范式，需要构建和完善“深度伪造”技术的新规制体系，即底层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要合法使用，中层“深度伪造”算法须合规审查，上层“深度伪造”应用场景应具有合理限度。     

金融法向规制与监管转移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使得我国金融行业不断发展。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也导致了金融风险不断增加,这对于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健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同时,金融行业也需要不断增加竞争和提高效率,因此对金融规制与监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战。针对这一点,本文研究分析了金融法向规制与监管转移中相关的问题。     

我国经济法中社会中间组织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市场活动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社会中间组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中间组织违规违法行为常常发生。本文就如何加强经济法中社会中间组织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探讨。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内在逻辑

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逻辑起点在于经济价值判断。应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进行制度选择分析，强调禁止内幕交易行为是因为替代性制度在经济效果上“更优”,而不是直接认定行为本身无价值。在实施替代性制度的背景下，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的道义标准仍然是规制范围确定的基础。总体上应摒弃客观行为违反“信息绝对平等”或者“信息平等获取”等令人误解之观念，根据内幕信息“获取”来源和“利用”用途区分不同的道义判断标准。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逻辑终点是贯彻禁止内幕交易的道义标准而选择合适的规制路径和方法。我国应该选择折衷路径确定内幕交易的规制范围，并根据“利益冲突”和“非法获取”两个具体行为认定标准来具体执行。厘清证券内幕交易规制范围确定的内在逻辑，有利于理解现行立法不断扩展规制范围的共同趋势，也可为构建本土规制理论奠定基础。     

论用人单位经济处罚权

很多用人单位为了加强管理,采取对违规违纪员工进行经济处罚的方法,从而约束员工的行为.随着《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废止,对用人单位是否有经济处罚权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争论不休.本文的立场是用人单位有经济处罚权,但是必须对该经济处罚权进行规制.     

无害性审查:行政许可性质新说

关于行政许可的性质,传统的“赋权说”和“解禁说”等都存在理论上的不足。从社会功能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是一种政府规制社会经济活动的事前调控机制,防止危险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从权利相对性的角度看,行政许可是对权利的限制,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利的滥用侵害他人权利及公共利益。基于上述认识,行政许可的性质应当是“无害性审查”。     

夏县 抓严格行政执法 优化经济环境

为优化经济环境，去年以来，山西省夏县采取措施认真抓严格行政执法，严禁查处破坏经济环境的违规违纪行为，取得积极效果。县纪委、监察局牵头，会同县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组成了“企业环境综合治理办公室”，着重开展了两项整治工作。一是深入巡察，及时解决问题。截至今年４月，共深入全县各企业巡察１００余次，查处和解决行政执法机关人员吃拿卡要等问题３６个。二是接报必查，严肃处理违规违纪者。他们依据群众举报，先后对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和单位出现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核实，并根据调查结果建议有关部门给予一名股级干部…     

公证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是2002年“两会”期间，社会各界代表形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江泽民总书记也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自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个体利益凸现，发生了带有普遍性的信用危机，拖了社会经济     

恒大地产成都圈地六千亩建别墅

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成都大邑县政府与恒大地产屡屡突破法律、政策规制的红线,违规、占地,搞所谓的形象工程,最终的结果却是富了企业,亏了社会,害了百姓     

论经济法基本性格的二重性

因国家 (政府 )为弥补“市场失灵”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的目的和方式的差异性 ,导致经济法在西方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表现出一对互相对立的基本性格 :一方面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经济统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和西方国家对“政府失败”的深刻反省 ,经济法正在形成一对新的矛盾性格 :既要规制“市场失灵” ,又要匡正“政府失败”。     

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及其合宪性控制

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关涉风险规制责任的分配、国家的干预限度、社会主体的基本权利及责任边界等一系列宪法问题,有必要进行合宪性控制。现行法律中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方式主要包括组织性规制、行为性规制、协助性规制和伦理性规制。四类规制方式均具有合宪性。组织性规制和行为性规制构成对企业营业自由的限制,但限制是合宪的;协助性规制的主要宪法依据是民主权利(力)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伦理性规制的主要宪法依据是宪法的伦理性要求和补充实现国家安全保障任务的需要。为了保障数据的流通和利用,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对数据安全风险的社会自我规制进行合宪性控制,做到合理分配规制责任、避免对社会自我规制的滥用,善用后设规制、控制协助性规制对其他主体基本权利的侵害以及以宪法凝聚伦理共识、防止伦理性规制泛化。     

流氓罪的现行执法依据及未来立法构想

我国刑法中的流氓罪脉承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规定。从其规定来看,流氓罪还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比如苏联刑法第206条规定:“流氓行为,即故意实施粗暴地破坏公共秩序和显然不尊重社会的行为。”我国刑法在第160条也作了规定。苏联和我国对流氓罪的规定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用普遍性的规范语言来描述几类特定行为,其结果必然使流氓罪缺乏严格的规范性。这也是实践中流氓罪表现出“大口袋”特征的主要原因。     

德国：自行车“酒驾”也重罚

德国现在也是自行车的王国，目前拥有7000万辆，几乎“人手一车”。虽然骑车人多，但由于德国执行与汽车交规一样严格的自行车交规，所以违规现象很少？     

“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厉行依法治国方略

江总书记为济南交答的题词“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不仅是对执法部门提出的要求，也是对行业依法治理的要求。严格执法历来是一个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是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重要保证。热情服务则是一个国家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是深化行业依法治理，塑造现代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趋向依法、文明、进步的显著特征，已成为行业依法治理的核心内容。首先，要深刻理解“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任神实质。应当说，“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     

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

从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的含义、历史以及最近被广泛利用的背景、国际协调的分类(对象、程度与方法)、除国际协调以外可供选择的方法、为实现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而进行的多边谈判中出现的主要论点等有关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的基本理论问题来看,在对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维持传统的规制(边境措施的缓和、承认国内措施的多样性等)已变得日益困难的情况下,对于规制主体的国家来讲,经济规制的“国际协调”将是一个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有效尝试。     

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

<正> Ⅰ.在关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主张,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立一个现代的法律体系,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同时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即所谓同国际社会“接轨”。我在本文中称这种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模式为“变法”模式。 这些观点并不错,而且在实践上也促进了中国的法治建设,但在理论上有一些重大弱点,并在实践上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首先,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法律是一种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要利用法律这种工具来规制社会。这样的理论似乎符合我国     

模糊罪过说之提倡 ——以污染环境罪为切入点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均存在过失说、故意说以及双重罪过说之争。故意说着眼于排污行为,过失说着力于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为严密刑事法网,提高追诉效率,应认为无论故意排污还是过失泄漏,不管对结果持故意还是过失态度,均成立污染环境罪,即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为一种模糊罪过,类似于结果加重犯中的至少过失。法定犯的故意与过失之间的伦理谴责性差异不大,故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的传统观点已经不能适应法定犯时代的要求。法定犯中“造成严重后果”、“造成重大损失”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以及刑罚与行政处罚二元处罚模式的特殊体现,旨在限制刑罚处罚范围。如果无需处罚过失违规的情形,可以认为罪过形式属于结果型模糊罪过,如丢失枪支不报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如果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考虑,值得规制过失违规的情形,罪过形式则为行为与结果型模糊罪过,如污染环境罪、滥用职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