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传统政策执行模式的普遍应用,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为克服这些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将政策执行过程视为社会建构过程,强调多元主体间平等协商和互动对话,主张尊重差异、增强信任与合作,鼓励释放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增强政策执行过程的民主化与合法性,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为了使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成为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实践平台,仍需建构成熟的公民社会和配套的宏观制度背景。     

社区协商的困境、调适与超越——基于武汉市W社区的调查

对于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的关系,学界主要从功能论和技术论两种视角阐释社区协商的制度价值和工具策略,忽视了微观治理场景对协商民主合法性的影响,由此带来民主旨趣与协商技术、行政主导与居民参与之间的张力问题。基于对武汉市W社区的田野调查,可从整体性视角研究社区协商困境的破解之道,通过历时性呈现W社区公共事务协商的不同阶段,阐发权威式协商和自主性协商的优势和局限。而政社联动型协商可以弥补既有社区协商模式的不足,较大程度地重构政府、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凭借政社联动和技术融入,社区协商的具体场景可以回应其合法性和程序性之间的张力弥合问题,并以利益共识为纽带统合社区协商的价值追求和策略趋向。在一定程度上,W社区协商实践可以为城市基层协商的创新提供一些参考,但仍需要警惕“名实分离”的象征性协商形式的出现。     

清单制: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重塑的制度化路径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从"单位制+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但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行政色彩"依旧存在,其与街道办事处之间职责不清的问题不仅加重了自身的工作负担,也弱化了在居民与政府组织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基于对清单制在重塑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上的价值解析和社区治理中清单制主要应用形式的现实考察,清单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应用宜进行优化设计。基本路径是:在清单编制阶段,以明确法定职能、梳理工作职责、审核清单内容与公开清单内容等程序设置,实现清单"从无到有";在清单运行与落实阶段,以信息整合机制、动态调整机制、居民监督机制、过程管理机制完善清单运行,推动清单"有而向优",同时将清单制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以压实各主体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责任,促进清单"优而有用"。     

风险视角下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的困境及破解

城市老旧社区是社会风险的多发场域和风险治理的薄弱环节。日趋多发的社会风险和日渐凸显的脆弱性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高风险—低韧性”的失衡情景，加强韧性建设已成为提高老旧社区风险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基于风险视角，从组织韧性、物理韧性、技术韧性、心理韧性等维度来分析城市老旧社区的韧性建设情况，发现其面临着基层治理主体松散、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信息技术应用缓慢以及社区修复机制欠缺等现实困境。未来需要从健全党建引领治理模式、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应用以及增强社区自我修复能力等方面全面着手，进一步推进城市老旧社区韧性建设，促进其风险治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城市未来社区的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

城市未来社区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和人民群众获得幸福感的创新路径。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出物理、社会、数字三元空间的整体框架,并结合案例深入探究了城市未来社区场景建设、居民融入与数字治理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未来社区具有全面感知、动态可视、虚实互动、协同演进的优势特征。同时,城市未来社区也面临三大融入困境,包括存在过于追求未来社区的高大上,忽视居民的民生需求;居民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适应未来社区生活;不会应用社区现代信息技术,无法真正融入社区。政府及相关企业需从规划建设上通过全要素表达融入居民利益诉求;从运营管理上促进全过程呈现,提升科学精准管理;从治理服务上实现全周期可溯,切实保障居民权益;从社会保障上完善全域性监管,严防数字风险产生,扎实推进未来社区高质量发展。     

加强自治，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农村社区治理不能照搬照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必须优化重构社区治理体系。虽然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探索,逐渐实现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治理方式更加融入服务理念,但农村社区治理仍面临自治程度较低、治理人才匮乏、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居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因此,要构建完善的社区治理自治制度,鼓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要素嵌入与整体性建构——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社会化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本文以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各种社会性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共治格局初步形成、制度体系日渐完善、资源整合日益丰富、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等一系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片化的问题。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将各类主体和各种要素纳入城市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提升和共享性实现。     

城乡“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局如何破解

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速度的不断加快,介于城市与乡村过渡形态的边缘社区治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与城市治理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而受物化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此类社区经常面临治理诸多棘手问题以及治理资源不足、治理结构混乱等困境。为此,应以人的城镇化为引领,从治理结构调适、治理能力塑造、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予以破解。     

城乡"过渡型"社区的治理困局如何破解

随着城乡一体化推进速度的不断加快,介于城市与乡村过渡形态的边缘社区治理成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与城市治理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而受物化发展模式等因素的影响,此类社区经常面临治理诸多棘手问题以及治理资源不足、治理结构混乱等困境。为此,应以人的城镇化为引领,从治理结构调适、治理能力塑造、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予以破解。     

新时代社区精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路径选择

如何精准、高效地为社区提供管理与服务是新时代应对社区治理新形势的重要任务和目标,也是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推动社区精准治理,需在明晰新时代社区精准治理的要义,遵循满足居民需求是社区精准治理行动的第一目标、党建引领社区自治与共治是社区精准治理行动的指南、协商民主是解决社区精准治理行动冲突的有效方式、法治、德治有机结合是社区精准治理行动规范有序的重要依托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选择:"构建社区共同体,形成‘互信互惠、融合开放、共建共享’的精准治理格局;制定权力清单与事务清单,厘定各社区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建立有效的回应和服务机制,精准对接社区治理需求;加强社区治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精准度;完善对社区治理主体的考核监督与激励机制,提升社区精准治理绩效"等路径有效推动社区精准治理行动。     

从“技术-底线”到“整合-长效”：社区矫正风险防控的新趋向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区矫正呈现出一种政府主导的“技术-底线”治理模式，其蕴含的“底线维稳”治理逻辑导致监管为重的困境，也带来了工具理性、简约主义、技术伦理、技术失灵等技术治理的隐忧。社会工作提供以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治理，通过情感驱动、循证矫正、多层次介入等，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转变以往社区矫正只注重监管的刚性治理理念与手段，形成对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柔性治理的补足。为此，在社区矫正风险防控中，技术治理与服务型治理应互为补充，进而形成整合型治理。通过构建包容性治理关系、推动矫正队伍的专业化与综合性发展、形成综合性评估体系等，共同激发社区矫正对象正向改变，实现从“底线安全”向“治本长效”的转变，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试析特大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五个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系统探究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之缘由。直接原因包括:社区冲突治理理念滞后,跟不上时代步伐;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合法性权威受到影响;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弱化,社区认同感持续下降;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缓慢,社会力量弱小;社区冲突治理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相关法规政策建设滞后,冲突依法治理水平较低等。而深层原因则涉及五大困境: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与冲突主客体的同一性;社区参与不足但社区冲突数量不断增加;社区冲突的频发与冲突化解制度平台的缺失;社区冲突控制成本的上升与治理成效的下降;社区冲突治理呈"有法律却秩序失范"的困境等。     

转换角色与规范秩序:空间变革视角下过渡型社区治理研究

尽管学界对过渡型社区的概念界定尚未达成一致,但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强调"转换角色"的研究者将社区治理困境归咎于农民在向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失败,由此希望通过加速市民化进程实现社区良性治理,但是对于角色设置的片面化与静态化,以及对市民化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导致了此研究路径缺乏现实解释力。以"规范秩序"为研究路径的研究者希望通过构建公共秩序来优化社区治理结构,但由于缺乏对公共性概念的辨识,此研究路径也面临过于理想化的困境。两种路径在价值立场、研究重点和结论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融合两种路径的研究共识将有助于指导过渡型社区治理的实践,有利于进一步发展过渡性社区治理研究。     

城市空间的社区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城市扩展过程中因时空差异会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空间区域,空间区域的结构分化塑造了不同类型城市社区的存在。在由城市中心向外扩展过程中依次形成了均质型社区、异质性社区、并制型社区以及转制型社区的空间布局。不同类型的社区内因空间结构与社会关系结构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治理结构,社区会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家权力与市场自发配置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一体化治理、多元化合作治理、平行式治理以及村治模式是各类型社区适应社区制度环境形成的不同类型治理机制。     

论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切入点。本文通过总结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指出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社区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公安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路径

建立和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是我国目前法治公安建设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公安权力清单制度实践中面临着清单构成内容不科学、制定程序不规范、配套机制不到位等诸多困境。要突破当前困境,应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公安权力清单相关立法,厘清公安权力、优化公安权力清单构成内容,注重多元协作、完善公安权力清单制定程序,强化监督保障、构建公安权力清单配套机制,如此方能让公安权力清单迸发出制度生命力。     

关于社区警务理事会若干问题探讨

社区警务理事会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群防群治工作的全新模式。其性质属于民间组织,具有组织性、公益性、自治民间性、自愿参与性和非营利性五大特征。社区警务理事会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应从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和逐步建立及完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两个层面来解决。社区警务理事会的发展取决于其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因素,应从名称、人员组成、经费来源三个方面不断完善社区警务理事会,以全面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推进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农村网格化管理模式初探——长沙市格塘镇的经验表达

城市社区推行多年的网格化管理模式被引入农村社会管理,是一种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和创新。不同于城市社区网格的扁平化管理,农村网格化管理是一种制度化建构,它通过建立从镇到村,再到村民小组,最终至个人的自上而下的层级体系,试图将国家权力渗透于行政村,建立新的村庄秩序。然而,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对旧制度的依赖和村内动员不足等困境,针对这些困境不断完善农村网格化管理,有望使这一模式在农村获得长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