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行政监察制度的转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助推从行政监察到国家监察的制度升级,接踵而至的是行政监察制度的存废问题。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一种专门监督方式,行政监察因其专业性、综合性和实体性等特征,具有其他监督方式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顺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行政监察在体制上应改双重领导为垂直领导,增强行政监察的独立性;在职能上应从侧重对人监督转向对事监督,强化执法监察和效能监察职能;在机构上应整合行政监察和审计机关,组建监审合一的监督机构。行政监察制度的转型当以修订《行政监察法》为保障,立足长远则应适时制定一部统领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的法律。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分散在党的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的反腐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形成"反腐天网",全面预防和打击贪污腐败。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从检察权中"拆分"出来并入监察权,职务犯罪侦查监督机制由内部监督转变为外部监督。在消除"自我监督"弊端的同时,外部监督的缺陷也逐渐凸显。监察委员会被赋予了较大的调查权力,如何对职务犯罪侦查进行有效监督,从而限制监察权的行使是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关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怎么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必将产生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定能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必定能够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必定能够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定能够进一步证明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解读

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重大的政治改革;改革后的监察委将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试点省市的监察委将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工作;试点省市监察委改革领导小组均由省市委书记任组长。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透视

<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距离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委的诞生,只剩下半年多时间。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正在进行。2017年6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首次审议监察法草案。据新华社报道,上述草案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协同配合中央纪委机关,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出台,既是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从监察职权、监察程序、监督机制以及权利保障四个方面,有力推进国家监察体制的法治化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点浅析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设置存在若干缺陷,如独立性、权威性、制约性和透明性不足等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反腐形势要求。为此,国家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拟成立新的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这一反腐败机制体制将优化执政党和国家的职权关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项重要制度成果

2020年12月22日,监察官法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这是继出台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后,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制度成果。     

法治视野下的国家监察体制与审计体制改革

<正>把重大改革纳入法治轨道,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需要。近年来,我国各项改革风起云涌,其中最具政治属性和宪法范畴的改革就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审计体制改革。那么,如何比较这两项改革以及如何从法治视野进一步推进这两项重大改革呢?本文就此作了一点粗浅的探讨。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次依法治国的表率之举如何在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中,按法治的思路和方式把党的主张有机的转换成国家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科学指引

正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组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蹄疾步稳,日益向纵深推进。2018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深刻阐述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初步研究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其目标是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体制,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从而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政治上加强了党对国家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在制度上构建了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系,在理论上开创了国家政体结构的新模式,体现了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为了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要做好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的有机衔接、相互制衡,还要科学构建(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内部的"纪法衔接"程序机制:实行执纪与执法的事务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平滑的事务衔接程序,应当优先选择"纪法衔接"的"并行衔接"模式而非"先后衔接"模式。     

监察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创新:一种非西方法权的视角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重大的政治和司法体制改革,其旨在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监察体系,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全覆盖式监察。监察委员的设立是一项具有中国传统政治型治理模式基因的当代政治体制创新,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阶层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要求,其正当性并不能用西方法权型治理模式来解释。但监察权的设置也没有放弃法治思维,仍然遵循了法权思维的一些基本原理。未来监察权的良好行使,关键在发挥好其他权力机关对它的制约作用,并在其自身内建立有效的自我监督机制。唯此,才能保障监察机关以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维护国家执政阶层的"健康"。     

加强党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是国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各方面都体现了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贯彻。因此,我们一定要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高度认识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系,并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意志和法治的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国家监察视阈下谈话制度的运用与完善

"谈话"是监察法所确定的十二项法定调查措施之一,然而"谈话"作为一种制度,是对传统诉讼法以及行政监察法的超越,是监察法的一项全新创设。谈话制度贯通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兼具监督、调查和处置三项功能。在监督阶段,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必须经常、大量运用谈话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预防腐败,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在调查阶段,谈话是问题线索初查核实的主要手段,在正式调查中可以有效配合其他调查措施提高调查的效率和效果;在处置阶段,四种谈话处置方式可以作为党纪处置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构建起宽严相济、软硬兼施的监察处置体系,实现纪法衔接、纪法协同。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正3月1日出版的第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文章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进执纪执法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认识、增强信心,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一直思考和谋划如何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在强化党内各方面监督的同时,更好发挥监察机关职能作用,强化国家监察,把公权力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我们党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伟大制度创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而党的全面领导则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明代监察逾权对新时代国家监察制度的历史借鉴

监察官的逾权是中国古代历朝监察制度权力异化的重要诱因。把明代监察官的逾权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以监察案例为切入点,研究明代监察权异化在明代军政事务上的表现及其影响。吸取明代监察官逾权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新时代监察制度的完善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民生问题

制度是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紧密关联的,调节各种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行为规则的集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加以研究。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障、住房、社会保障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协调之处,困扰着我国当前民生改善的进程,也滞缓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