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行政法规制

随着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发展，政府管理迫切需要由传统向数字政府转型，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但这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挑战和潜在的价值冲突。当前，我国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为全面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同时面临法律规制框架不足、数据共享不足、数据信息安全存在隐患以及公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有效防范化解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应针对数字政府建设进一步加大行政法规制力度，完善数字政府建设法律框架，健全数据共享法治规则，构建数据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不断健全有效的公众参与制度。     

服务型政府视阈下公众参与的动力分析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现实需要的及时回应。公众对社会管理积极有效参与，进而形成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应有之意。现实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仍面临诸多障碍。需要政府、社会、公众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构建有利于公众参与的宏观、中观、微观动力环境，使整个社会的治理架构由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逐渐走向政府与社会共同实行的民主治理。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实现路径探究

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属性。有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参与、共同发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和社会公众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目前,生态环境的多元治理体系尚存在着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监管责任没能有效履行、企业的环境治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和公众环境保护监督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生态环境多元共治,需采取强化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主导作用、严格落实企业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积极性等措施加以解决。     

数字政府环境下公众诉求的回应策略及其改进

数字政府搭建了公众与政府互动的平台,有效利用互动产生的信息数据与内容能够有效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基于顺德容桂人民政府网的论坛版块,分析公众诉求和政府回应的行为模式,识别政府和公众所运用的行动策略。研究表明,维持政民良性互动的要点在于三个方面:利用融媒体、强化部门间合作与完善考核激励。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研究

权责清单制度契合了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机理,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的价值选择。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权责清单制度实践方面做出积极探索,现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从实际运行角度来看,仍然存在政府公职人员对权责清单重视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权责清单制度实际落实情况不透明、权责类别分类不科学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权责清单制度有效落实,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应从建立权责清单+激励约束清单"双单并轨"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及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维度

马克思在建构其社会治理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视人民群众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将人民监督看作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仍有其局限性,结合马克思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新时代应从强化问题导向、倡导学用结合、加强社会沟通、激发基层活力四个维度出发,形成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合力,从而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

在中央层面统一立法缺位现状下，明确政府数据开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益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开展与相关法律制度构建。确立基本原则应当依据以下三个标准：促进公众对政府数据资源的再利用，符合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目标定位，满足数据安全保障的要求。基于该标准，数据安全保护原则、需求导向原则、数据质量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应被确定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数据安全保护原则旨在管控数据安全风险，保障数据开放与利用在安全可控前提下进行。需求导向、数据质量、自由使用三项原则围绕数据、开放和利用三个关键环节展开，为数据可用性提供根本保障。政府数据开放对公众参与的强依赖性使公众参与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进而推动公私合作治理的数字政府改革进程。     

城市风险治理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在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化的背景下,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已经成为必然。但由于公众参与尚处于初始阶段,还面临诸多实践困境,突出表现为政府管控惯性思维的影响、参与式法律和制度的缺位、风险信息沟通机制的缺失、公众参与意识与风险应对技能的欠缺等。为此,可通过突破政府管控思维、健全参与式法律制度体系、构建有效的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强化公众参与意识和风险应急技能等途径,使公众参与城市风险治理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环境正义、风险感知与邻避冲突的协商治理路径分析——基于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案例思考

公众反对在其居住地附近兴建具有负外部性设施的邻避抗议行为,是各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是国内易发生邻避冲突的典型。选址合理性是政府与公众争论的焦点,项目施工前的行政审批阶段是发生邻避冲突的敏感节点,公众的冲突行为具有情绪化、暴力化和长期性特点,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影响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结果。“政府—设施企业—公众”协商治理是规避冲突的有效路径,要践行信息公开、全过程协商参与、多元化补偿、全方位监管的治理策略。     

"善治"与公众回应

“治理”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过程,“善治”是“治理”的有效状态。要实现“善”,需不断加强公众的群体基础、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权利、提高公众政治参与能力。“善治”与公众回应关系的探究,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的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参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其的信任程度所决定。因此文章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府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方式和体验,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成为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公共部门提高公众满意度的必要前提。在阐述数字化公共服务的逻辑机理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服务成本、服务效率、服务效益、公众满意、公众参与五方面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最后从创新理念、数据共享、部门协作、需求导向四个角度提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的策略。     

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能力与路径探析

公众参与既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政策的基石,更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基础。其广泛性、深刻性和科学性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成正比。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文章在梳理总结公众参与对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进行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公众参与需求,将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划分为四种参与路径来进一步阐释说明。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研究

在我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新时尚。为解决当前"垃圾围城"的困境,对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现况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学界关于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垃圾分类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独角戏",更需要公众、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通过对公众行为、企业利益、政府政策等涉及垃圾分类系统工程各个方面的分析,建议地方政府应采取提高公众参与度、引导企业发挥积极作用、加快立法健全相关制度以及完善内外部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政府的城市生活垃圾治理能力。     

中国环境治理中政府对公众参与的信任问题探析

针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学者们提出了众多参与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中国环境治理中存在着政府对公众不信任之境况.在当前政府主导环境治理的语境下,其他参与主体能否参与进来以及在治理中处于何种地位由政府给予的信任程度决定.因此本文建议政府应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和司法补救制度等方面增进对公众的信任;而公众则应提高参与的专业化与组织化,赢得政府信任.只有政府和公众共同努力,才能消弭政府对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不信任状况.     

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进路

互联网极大地拓展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地理边界和知识边界,它提供的无障碍、全景式的信息流动渠道,使跨时空、跨边界、跨领域的普遍联系成为可能。互联网化解了集体行动力量分散的难题,社会公众的行动能力经由利益等介质被集聚起来,普通公众得到了数字技术赋权,网络空间悄然从虚拟空间走向了行动主义空间。互联网发展对公共政策形成、实施、监督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公共政策不能也无法作为外在于人的管理工具存在,而应视为社会合作系统的有机构成部分。政府应在把握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兴起背后的逻辑理路基础上,努力使决策过程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实现治理能力的新突破和移轨创新。要通过制度规范,将公众参与纳入政府政策过程,使之成为衡量其合法性的基本标准;同时也应积极利用社会资本,不断为公众参与力量的成长提供土壤和养料,在回应、协同、合作过程中实现科学和民主决策。     

大数据时代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运用大数据建设数字政府是实现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探索与实践。本文以我国地方政府大数据治理现状为基点,梳理总结了政府在运用大数据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提出了政府在大数据应用治理方面的对策建议。主要应从大数据平台的整合交换进度、数字化政府的公众宣传力度、大数据应用平台的财务支持、对数据开放主体的行政免责制、构建政府与高校联合培养的人才模式等路径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既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从中央到地方、从试验到运行、从管理到治理，形成了数字政府规划逐步出台、数据管理部门逐渐成熟、依托企业实施管运分离的发展格局。但是，当前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依旧面临着建设内容供需匹配难、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专业技术人才保供难、信息孤岛现象较严重等一系列挑战。未来，要从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运用数据治理推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完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着手，持续为数字政府治理注入新动能。     

作为政府治理技术的“吸纳型参与”——“五水共治”中的民意表达机制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重大的政府工程和社会工程,需要公众的适度参与。浙江杭州在政府主导的"五水共治"框架中,既沿用了政府调查、项目动员等常规性吸纳民意工具,也采取了公众咨询、公述民评问政等创新性民意表达机制,在咨询、合法化、动员、问责等方面构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功能链,收获了一定的治理效果。通过对水环境治理中民意表达机制的经验研究,可发掘出"吸纳型参与"的基本逻辑,并管窥到政府治理技术的变化趋向,即由公共议题的特殊性质与有效治理的目标取向引致了"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行政管控"向"参与式治理"的转变。然而,治理技术的变化同时受到政府的权力支配者角色限制,"吸纳型参与"也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趋势可能存在一些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