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的整合

随着行政范式的变迁,公共行政的价值导向发生变化。公共行政应该坚持哪些价值以及如何坚持这些价值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公共行政价值的划分不能简单采取公平—效率二分法,而应该从更为广义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市场价值和公共价值。从转型期的中国行政实践来看,两类价值不会自动走向融合,需要公共价值管理这一新的行政范式予以调解和引导,从而最终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的强效整合与动态平衡。     

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选择

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经历了在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下,以坚持传统公共行政＂效率中心主义＂到以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的＂新泰勒主义＂,我国应该把国外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与体系和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政府管理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超越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两者的价值交替,建设中国特色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     

从效率到民圭——公共行政价值的演进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信仰和依托。整个公共行政学的演变都是在一定的公共行政价值的指引下，不断的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所选择的公共行政价值是不同的。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出公共行政学中从效率到民主的演进过程。     

社会公平: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诉求

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其价值诉求发生了显著的阶段性转换,它逐渐突破了狭隘的工具理性层面跃升到更具伦理色彩、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终极关怀高度。公共行政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诉求,一方面社会公平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首要价值选择,这由政府的公共性所决定;另一方面也只有政府才有能力维护社会公平,政府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力量依托。实现公平行政,既是一个建立公正制度体制的过程,同时亦是一个哺育、塑造与提升公民的德性精神的过程。     

效率与和谐:公共行政职能演变的价值逻辑

通过对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考察,可以发现,源自于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模式既带来了工具理性的技术效率,也导致了极大的价值理性的人文丧失。实际上,公共行政的价值逻辑应该是后现代性所追求的在现代性公共行政价值观变革基础上的社会和谐——多元共治。     

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批判性反思及其燃

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发展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从而在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行政价值的偏颜、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的矛盾等。基于中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基础以及当今行政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任务，我们要从认知的、价值的、发展的等不同角度对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进行超越与重构。     

新时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转换

公共行政的价值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一种应然状态,它决定公共行政活动中的范式选择和行为模式。在以关注民生为执政核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必须进行相应的转换：公平优先于效率的确认;公共利益对集体利益的超越;多元参与对政府单中心的弥补;民主参与对行政权威的提升;代际公平对资源利用的优化。     

效率与公平分野下的公共行政理论变迁

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公共行政把自身看作一门技术、一种科学、一种无异于私营部门管理的管理;公平导向下的公共行政则更为关注公平价值,并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参与性、民主性视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正是这两种取向的矛盾与博弈,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效率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公平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公平与效率价值的整合统一,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对管理主义流派的理论回顾

自怀特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公共行政教科书中提出“行政的研究应该以管理为基础”开始,管理主义就成为了公共行政的主流。管理主义倡导行政理性,主张效率、经济和效能等工具理性的价值,对公共行政科学发展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本文对就管理主义流派理论的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弗雷德里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公共行政学者,也是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对公共行政中的社会公平现象十分重视,提出公共行政正义观,促使“社会公平成为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政府当前需要解决的是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行政改革作为公共行政运行的重要环节,把增进社会公平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对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倡导社会公平 构建和谐社会

19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开始对以效率和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公共行政质疑,进而发动了新公共行政运动。新公共行政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核心,对政府行政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基于收入分配公平化的制度变迁研究范式

中国收入分配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依靠制度创新来实现公平的阶段,这需要有经济理论作为指导和保障。传统的制度变迁研究范式是以效率为基本价值判断的,缺乏公平的价值取向。制度绩效的评判要求收入分配公平,交易费用减少要求实现公平,基于公平的制度变迁理论应从理性假设、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变量机理、内在机制等方面实现转变。     

行政伦理及其价值原则

本文从讨论公共行政与伦理的关系入手,论述了行政与伦理两者关系分离的原因,进而着重讨论了行政伦理价值;从公共行政的价值原则和行政官员的道德素质两方面分析了行政伦理价值的内容,并强调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目标。     

论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

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历经了从"城邦至上"到神权政治,从世俗专制到民主国家的对象变迁,并逐步在价值层面上蕴含和发展了公平、理性、责任、民主等基本精神与政治理念,从而确定了西方近代以来忠诚关系的基本价值与原则,架构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论公共行政价值对合法性的回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官僚制成为现代组织的基本形态，“效率”是公共行政组织的核心价值目标。随着现代经济社会的节奏日益加快，传统的官僚制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新公共管理”强调的分权、市场化、引入竞争部分地解决了政府的效率问题，但却没有解决人们对“公平”、“正义”强烈的需要，“新公共行政”提出政府在追求经济、效率之外，还应把正义作为公共行政的首要目标。公共行政价值的嬗变实质上是对合法性要求的一种回应。     

融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省思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引擎,然而,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与失衡的问题。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容易引发数字鸿沟、数字孤岛、信任赤字和数字安全隐患等问题。因此,应探索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社会治理数字化实践中的耦合关系,有效回应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议题。把数字公平、数字协同、数字信任和数字安全等价值理性要素作为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实践遵循,通过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构建社会治理部门的数字化协同机制,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的认同机制,夯实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安全底座”等举措,全方位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奔赴”。     

反思政府结构的构建——从行政价值的视角

从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的过程中,至少可以发现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公共行政已经越来越接近它本来的面目。但是从政府的组织结构的构建及其改革来看,依然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官僚制的组织结构的缺陷,政府的组织结构总体上还是按照官僚制的理论来进行设计和建立的。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就是为公共而进行的行政或管理。那么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就必然要考虑两方面：公共性与行政性或管理性。也就是说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无法回避价值软实力的影响作用,价值也必然会在公共行政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对于政府结构的构建来说也必然如此。     

电子政府的公共行政价值追寻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信息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运行原理、实现机制和具体手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成为推动政府管理变革的动因,而且对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原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信息化与行政变革的大背景下,电子政府的兴起与发展为实现以人为中心、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创造了条件。     

新公共管理浪潮涌动下的政府绩效评估--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绩效预算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H．G．Fri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政府公共部门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目标。     

效率价值与规范价值的互动与流变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之日起 ,就一直存在着效率价值取向和规范价值取向的争议与互动。研究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互动与流变 ,对于深化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认识、促进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