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

从中国的“仁义”观和西方的“正义”观探析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值王娆余辉＊法律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不同时代、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们以不同的价值取向，对诸多法律问题给以理解、注释和回答，构成了丰富的法律思想文化。本文试从法律思想入手，对古代中西方的法律价...     

复仇的法理问题研究——以中华法系为对象

法律中的复仇自简单社会的血族复仇承继、进化而来,随着古代法律的发展而逐步退隐。在中华法系的礼法体系中,复仇取得了"礼"与"律令"的双重存在。由于特殊的家产制社会所具有的血缘制性质、国家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家国一体的政体、以孝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特别是礼在中华法系中的"基础规范"性质,以礼为主要载体的复仇在中华法系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礼的强势支撑,复仇在律令中虽然屡次被禁,但终清之世它一直存在。容纳复仇的礼法体系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高度不确定的工具体系,因此无法走到现代,更无缘法治。现代法律通常不规定本质上是自力救济的复仇,但是复仇的恢复性正义精神未灭,它实际上,也应该是裁判考量的重要情节。     

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之比较研究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悲剧《赵氏孤儿》分别为西方悲剧与中国古典悲剧的优秀代表,这两部悲剧有着相似的主题———复仇,但这两部悲剧在复仇行动的强度、复仇主角形象和复仇结局方面又表现出鲜明的差异,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民族审美意识的不同造成的。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法律的信息定义及其前景

以法律的定义、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本质、“什么是法律”或“法律是什么”等形式出现的法律本体论追问在中西方法理学史中不绝如缕。近几十年来，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以及文化进化理论等兴起了信息范式并且影响日增，为信息法律观的建构带来启示。它能打通西方法哲学三大法学流派之间的联系，融贯法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事实向度，复兴综合法学或统一法学运动，并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中国法学创新事业做出有益探索。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中国古代复仇制度初探

复仇在传统社会里既是一种需要打击的犯罪行为,又是一种值得提倡的高尚行为.复仇现象在中国古代一直延续而得不到制止.在法律与伦理发生冲突时,不同朝代、不同人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但趋势是逐渐重视法律.     

作为文化的法律与法律人类学的问题回归

法律是嵌入在文化之中而发挥其社会控制的作用,法律人类学亦是在此脉络之下而展开其具体的研究。作为文化的法律因此而成为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目标和归宿。从方法上强调一种微观观察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浓描的文化解释,另外还有作为西方殖民之后的一种法律的去西方中心观的自觉,如此而把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视野真正拉回到一种活态法律的问题意识中去,人类学的法律研究在今天变得不仅必要且及时。     

宽纵复仇与恩赦──再论法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

宽纵复仇与恩赦──再论法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王立１９世纪的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曾将家族复仇当作封建残余来批判，并赞扬拿破仑·波拿巴。因为后者曾经警告复仇狂巴尔托洛海奥再不要搞家族复仇，“家族复仇的陋习，会长时期阻碍法律在科西嘉的统治。然而必须...     

真理还是神话：西方新闻观的真相

西方媒体自我标榜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新闻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意识形态，而是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的限制；西方媒体并没有所谓真正的独立性，它只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只会成为所谓“主流社会”的工具；新闻的真实性或客观性是新闻的本质属性，但并不是新闻本质属性的全部。西方敌对势力宣传西方新闻观，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反对党对媒体的领导，打开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的突破口，搞乱人们思想，颠覆国家政权。     

富勒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呈现出正义性、改良性和科学性三大特点。富勒提出的以法律内在道德为核心的良法观,在捍卫古代自然法观念的同时批判吸收了部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思想,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道德、良善和正义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富勒的良法观出发,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西“和谐”观比较

本文将从中西方和谐观的产生、内容、原则等方面对其进行对比,通过探寻中西方文化之差异,从而吸取西方和谐观的独到之处,来丰富中国和谐观的内容。     

凸显正义：西方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支配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法的精神是一种存在于所有法律当中的价值观念,它来源于对正义的不断追求。渊源于古希腊哲学的正义观是西方法律制度内在的根本观念,它启示和支配着根植于西方文明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每一时代的正义观念都从社会观念的角度引导着法的发展,制约着法的发展,体现在法的制度之中,成为法发展变化的灵魂和精神。     

中国古代游侠的法律分析

游侠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从法史学的视角观之，游侠缘起于社会变动和复仇之风，且随着国家权力集中化逐渐发生了变迁，因其自身的弱点及国家的严密控制致使产生异化并直至消亡。游侠在法律上可以界定为一种私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扩张在现代社会仍有必要。从法社会学和法律文化的视角观之，游侠与社会法制状况密切相关，游侠之出现是对于社会普遍不公正的一种补偿和对抗，侠文化可以透视出民间百姓大众的法观念，侠义精神是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基于此，对游侠的研究对于考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意义。     

当代中国法律移植的反思和实用主义法律移植观的兴起

实用主义的法律移植观表征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下中国法律移植的技术主义思路,是建立在当代中国法律移植实践的反思基础之上的。自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移植实践经历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法律移植观、"经济功利主义"的法律移植观和"实用主义"的法律移植观。在全球化背景中,人类所共享的"普适性"价值日渐显现,法律移植问题也彻底变成了一个法律的技术性问题。在当下中国法律移植的实践中,实用主义的法律移植观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西方自然法学派思想家正义思想初探

西方自然法学派对法律价值的存在持肯定的观点，这是它与其他主流法学派的主要区别。其主张法律价值定然独立于实定法之外存在，并且可以成为衡量实定法正当性的标准。西方自然法学派与哲理法学派的正义思想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而且对后来马克思正义观的形成也影响颇深，通过对这些学说观点的扬弃，形成了马克思正义观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的重要内容。自然法学充分体现了自然法观念和人本主义的正义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辨明析理等。通过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以及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从而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为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案中隐性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的影响及其调和——以张扣扣案为素材的实证分析

在张扣扣案中,作为隐性社会结构的复仇文化下的共情效应,与作为显性法律结构的私力公权化了的制度性惩罚具有冲突的一面。但是由于定罪构造上的超稳定结构、司法者社会效应的考量、前案与后案之间不具有法定结构上的因果关系以及最高刑罚与罪行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可视化配置关系等原因,隐性社会结构对司法裁判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其对于法律事实的认定、法律的适用以及量刑裁量的影响都是辅助性的,而非运作性依据。但是私暴力复仇的悲剧也呈现出值得现代法律结构、司法系统进行反思的一面,需要调和三者之间的冲突,促进司法与社会的融洽相处。从方法论上而言,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司法个案,并非一定得出法律规范在司法裁判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结论,在特定的案件结构下,经验性的研究恰恰有时可以为法官的规范选择、规范约束提供社会科学的知识支撑。     

论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文化根源

法律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法律文化又是影响社会变革的最顽固不化的障碍。而在当代中国,国家主义法律观、暴力主义法律观、工具主义法律观则作为传统观念和政府政策的产物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当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观念的阐述,探索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深层次文化背景,从而揭示中国法治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文化根源。     

现代国际法的中世纪根源——吉奥瓦尼·德·雷格纳诺论战争与复仇

在传统的国际法理论中,往往强调现代国际法与罗马万民法和现代早期的万国法思想的内在关联,忽略了其中世纪的根源。中世纪法学家吉奥瓦尼·达·雷格纳诺对于战争与复仇的论述构成了近代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论述万国法的资料和理论源泉。吉奥瓦尼·达·雷格纳诺对于战争形态的奠定了现代战争法论述的基本框架,而其对复仇的法律意涵的阐释也能够解释现代国际法中诸多的报复措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