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可继承性

虚拟财产具有虚拟性、价值性和可转让性。它是依托于网络的一种新型的物,具有物的属性,也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是一种无形的财产。虚拟财产应被纳入遗产范围。虚拟财产继承法律关系的权利主体是继承人,义务主体则是网络运营商以及其他的网络用户。只有那些具备财产价值且不侵犯自然人人格利益的虚拟财产才能够成为继承的客体。虚拟财产继承法律关系的内容体现为继承者对财产的取得和支配的权利以及按照网络服务合同使用网络环境和行使虚拟财产权的义务。     

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认定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利用计算机非法获取虚拟财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益凸显。虚拟财产是一种电磁数据存储的网络信息,且需要借助于计算机或其他智能设备,以图像、声音等方式被感知,不具有实体的形态,然而其具备作为物存在的特定性和独立性,故虚拟财产是一种无体物。虚拟财产能否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应当从法秩序统一的立场出发,寻求民事法律的规定。因虚拟财产具有价值且为无体物,将其解释为《物权法》的权利客体没有超出法条语词可能的含义。我国财产犯罪的对象——财物的范围包含了无体物,故物权性质的虚拟财产能够作为财产犯罪的对象。对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进行分类,类型化地讨论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虚拟财产。     

以盗窃罪为视角的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保护路径之否定

随着网络游戏用户规模的增加,网络游戏市场欣欣向荣的同时,非法获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刑法该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倾向于将非法获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但这一刑法保护路径存在诸多问题.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属性是债权,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不是盗窃罪的行为对象;即便窃取财产性利益...     

如何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信息化财产权利的法律属性,表现出虚拟性、可交易性和期限性等特征。由于人们对网络虚拟财产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导致虚拟财产引发的纠纷难以裁断。对此,应从立法、司法以及网络规范化管理三方面构建制度机制保护网络虚拟财产。     

网络游戏虚拟财产交易及其法律保护

我国《民法典》第127条将“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项民事权利进行保护,但该规定仅为引致性条款,并未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权利归属、救济方式等进行规定,无法为案件纠纷的解决提供裁判指引,因而要通过加深理论研究以助益于纠纷解决。基于《网络游戏服务协议》的约定,游戏运营商负有为游戏用户提供游戏服务的义务,而游戏虚拟物、游戏账号等网络虚拟财产,即为游戏运营商提供的服务内容,因此网络游戏中的网络虚拟财产仅为游戏用户享有的债权凭证,对网络虚拟财产交易中存在的问题应依《网络游戏服务协议》中的约定进行处理,协议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归属、限制转让等约定具有效力,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受合同约束,若游戏用户违反协议约定,将限制或禁止转让的债权进行转让的,其转让行为仍具有效力,但游戏运营商可对债权受让人享有抗辩权。     

双重视角下虚拟财产的权利解读

虚拟财产作为网络经济发展的产物,在现有的财产权保护理论中处于尴尬的地位,对虚拟财产的保护出现了盲区。以法学与经济学双重视角进行分析,在现有的法学理论中提炼虚拟财产的基本属性,结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特别是其基础性理论——产权理论进行分析,在产权理论中给予虚拟财产以新权利束的理论匡定,进而进行制度架构,对虚拟财产进行规范与保护。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保护进路

伴随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类新型财产类型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网络虚拟财产不仅牵涉个体、企业、其他组织等私主体的权益,同时还关系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仅具有较高的商业经济价值,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治理价值;不仅是国内发展的新动能、新业态、新产业,也是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客体和行为对象。故此,亟需不断升级和实时更新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改进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制度漏洞,强化制度供给,做好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治理和保护。     

互联网时代,Q币理应受保护

正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初审了民法总则草案,之后,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将QQ币、网游装备等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纳入民事权利客体。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物权,乃是对虚拟财产、数据信息的价值认可。通过法律明确其财产所有权,不仅有利于网友依法维护虚拟财产权利,也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财富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网络虚拟产业的发展。     

Q币丢失也可诉诸法律——网络虚拟财产争议可诉性分析

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具有可诉性,在理论和实务界均存在争议。由于我国虚拟财产立法的滞后,我国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仅限于现实的财物,对于虚拟财产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由于适用法律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司法处理结果。从理论分析和司法实践上来看,网络虚拟财产争议存在着可诉空间。     

Q币丢失也可诉诸法律——网络虚拟财产争议可诉性分析

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具有可诉性,在理论和实务界均存在争议。由于我国虚拟财产立法的滞后,我国侵犯财产罪的客体仅限于现实的财物,对于虚拟财产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由于适用法律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司法处理结果。从理论分析和司法实践上来看,网络虚拟财产争议存在着可诉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论环境公益权--兼论环境公益诉讼建立之实体权利基础

由于环境法上之权利(权力)的性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环境法上的权利(权力)不明晰及其司法实现手段的不足相互作用,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明确环境公益权的概念,通过环境立法,合理地配置权力和权利,并由此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环境法权的可司法化。     

诬告陷害罪构成之论辩——以高天虎诬告陷害罪为例

实践中,诬告陷害罪的定罪常以考察被告发人行为定性为前提,但是诬告陷害罪的基础是告发人而非被告发人的行为,被告发人行为定性并非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只要告发人诬告行为至少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告发人明知其告发的内容存伪,但为使被告发人受到刑事追究仍进行告发,达到情节严重的,告发人即构成诬告陷害罪.     

论外资并购法的重构

外资并购作为一种国际直接投资方式发展得越来越快,逐步成为一种主要的直接投资方式。而现行关于外资并购的立法存在诸多弊端,重构我国外资并购法势在必行,本文提出外资并购立法分＂三步走＂的路径。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     

谈谈劳动价值概念的再扩展

我国现阶段各种合法职业劳动者的劳动都创造价值。这里的价值是指凝结在社会产品、服务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 )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它体现劳动者对社会财富 (物质的、精神的 )增长乃至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在新时代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是必要的。一种劳动只要它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或环节 ,那么 ,无论它的直接成果是否成为商品 ,都是创造价值的。在我国现阶段 ,政府作为国家机器的职能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 ,更多地从阶级统治转向发展经济 ,它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作用不可或缺且十分巨大 ,因而也是创造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