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办”正义

<正>在不少语境中,"法办"这个词汇,都与法庭判刑无异,不论有期还是无期,无论死刑还是活刑,只要判了,统统都叫"法办"。法办也往往与逮捕搭配使用,叫做"逮捕法办",大概是就前后次序而说的,先逮捕,后法办。法办的本义应当是依法惩办。法庭判刑,不能等同法办。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判决的,叫做法办。判得过重或过轻的,都不能称为法办。判得过重的,叫做罚不当罪,轻罪重罚以至判死刑,大有草菅人命之嫌;判得过轻的,     

历代“治贪术”

汉朝:贪腐官吏子孙禁做官汉朝官吏的贪污受贿犯罪活动种类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财枉法、监守自盗、挪用公款公物、卖官鬻爵等。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官吏往往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直至弃市。禁锢指子孙禁止做官,这种禁止往往能沿袭三代。而弃市则指判处死刑。宋朝:连坐制累及     

抗战歌曲《打杀汉奸》

<正>抗战时期,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仅是"外贼"日本侵略者,还有"家贼"汉奸。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仅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歼灭伪军118万人,日本投降时关内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加上伪满洲国军14万、伪满警察10万和不穿军装的大大小小的汉奸官吏,总计当在300万到400万左右。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汉奸对战争进程的破坏可想而知。因此,对汉奸的痛恨与打击并不亚于对外国侵略者。     

关于我国死刑适用的若干思考

死刑又称生命刑,其特点是剥夺犯罪分子的生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刑罚,在被人类运用了几千年后,从1764年开始,死刑受到思想家的挑战。文章对死刑限制适用展开理论思考,探讨了死刑的价值、功能及其局限性,并提出改革我国死刑适用的若干对策思考。     

“三个基本”的形成过程和主要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将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三者并列,形成了"三个基本"。"三个基本"的形成脉络可以概括为:党的十三大提出"一个基本",即基本路线;党的十四大提出"两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党的十五大重申"两个基本";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提出"四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五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正式形成了目前所说的"三个基本"。基本路线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指"十个坚持",基本要求指"八个必须坚持",基本方略指"十四条坚持",而基本理论在当前指的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基本"的形成来之不易,凝结着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应该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反腐高压下职务犯罪的死刑限制适用

限制和废除死刑是我国当前刑法的发展趋势。对于职务犯罪来说,可以利用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的设置以及量刑、自首与立功、追诉时效、死缓制度、刑罚执行等方式限制死刑的适用。     

历代“肃贪”法令拾遗

历代“肃贪”法令拾遗早在西汉时期，官吏因贪赃犯罪，一律处死并陈尸示众。到了北魏，法律有了具体的治贪条款，规定枉法十匹，菲之死刑。仅太和八年，被判死刑的贪官达４０多人。唐朝定律，科罚趋严。《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贪赃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     

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中的“官德”

<正>纵观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始终把以德治官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治民先治吏成为共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阐述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明主治吏不治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都说明官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风纯正、官吏清廉是历代帝王和黎民百姓所祈盼的,因为它关系着国家经济的     

邵义：一位教授的驻村“考”

正第一书记就是"第一担当"。我要用真心真意真情来焐热贫困群众的心,以辛勤实干为"笔",以为民服务的汗水为"墨",绘就乡村振兴美好蓝图,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的答卷。——摘自邵义日记雷锋同志有句名言:"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形象地描述了共产党员的"砖头精神",即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无论在哪个岗位、从事何种工作,都     

对腐败分子应施以重典

翻开中国刑法史，从中不难看出，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典治吏的原则。西汉惠帝、武帝时期，朝廷规定：官吏若贪赃受贿，一律处死，并陈尸井市示众。北魏孝文帝规定：官吏“枉法十匹，罪之死刑”，甚至“受羊一只、酒一斛者”亦受大辟之刑。宋太祖赵匡胤惩治贪官也很严厉，仅在建隆三年至开宝六年的八年间，就处死将军一级的贪官数十人。明朝朱元彰最恨贪官，他规定官吏贪污白银超过 60两，除枭首示众外，还要剥下皮来，在皮中塞进稻草立于大堂公座之侧，以警示继任者。此令一出，贪赃枉法现象明显减少，以致州县官员登堂入座时“每每相诫，勿以…     

天下之事 难于法之必行

正【引用】"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201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原文节选】"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钦哉,屡省乃成。’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     

从“为民作主”到“人民作主”

"为民作主"与"人民作主",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只差一个字,但当我们深入思考时却发现,"为民作主"与"人民作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为民作主",意即为人民主持公道,官吏是人民的主人,人民是官吏的仆人;"人民作主"意即由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自己对自己负责,人民是自己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     

中国人应该走出杀贪官的误区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越来越多的贪污贿赂犯罪官员因被处以死缓而暂留一命,以致有人质疑死缓判决成了贪官的"免死牌".在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法修正案草案的讨论中,牟新生委员认为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徐显明委员则认为废除死刑应慎重.于是,引发了一场是否"取消贪官死罪"的激辩.     

集资7亿元与挪用158亿元的刑罚落差

美容院女老板杜益敏因非法集资7亿元,于3月21日被浙江丽水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决犯有集资诈骗罪,处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杜益敏一审被判死刑的前一天,上     

责任缺失下的村民自治:基于不完全权力的解释

村民自治是中国地方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然而,责任缺失已逐步成为村民自治实践的重要掣肘。本文以自治主体的权力为出发点,构建了不完全权力的理论模型,试图从"情境"和"过程"的双重视角为村民自治中广泛存在的责任缺失现象提供一种理论解释,并通过案例研究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所谓"情境",是指村民自治结构的集权性质,即自治权力向村民委员会集中、村民委员会权力向村民委员会主任集中;所谓"过程",是指自治权力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主观原因或被动原因未能完全行使,即"主动不完全"和"被动不完全",二者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过程中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生成逻辑。     

汉代官吏“久抑不迁”现象探析

汉代存在官吏长期沉滞于某一职位而不得调动迁转的现象,即"久抑不迁"。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中下级官吏身上。两汉中后期考课制度的废弛、皇帝制度与官僚制度、外戚干政等是造成官吏"久抑不迁"的主要原因。"久抑不迁"与汉代中央王朝倡导的久任制有根本区别;谏诤、辞官以及安于现状是汉代官吏应对职位沉滞所采取的常见方式。"久抑不迁"给官场作风以及政治风气带来了消极影响。     

成也在人 败也在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启示

唐玄宗李隆基可以说是一位由明而昏的君主,在他统治的40多年里,前期出现了"开元之治"的鼎盛局面,后期爆发了"倾覆天下"的安史之乱。唐玄宗的由治而乱,由明而昏,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用人的得失,不能不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一、用姚崇、宋王景而治唐朝自武则天掌权以来,虽然继续维持了强盛与统一的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官员冗滥、贵戚干政等许多弊政。特别是从中宗复辟以来,韦后、安乐公主用事,她们包围中宗,把审理、任命官吏的政府机构撇在一边,假中宗之手,大肆卖官鬻爵,从中渔利,并乘机引用亲信,拉帮结派,大搞裙带…     

从“李离伏剑”到“湛江大案”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典狱长李离复查案件时发现一起错判死刑的冤案’遂向晋文公请罪。文公听后替他解脱道¨﹃官职有贵有贱’处罚也当有轻有重。再说’这案子是下面官吏办的’不是你的错。﹄李离却﹃不领情﹄’长跪不起’请求处自己死刑’说¨﹃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终不受令’伏剑而亡。两千年前的李离’其行为与晋文公﹃官职有贵有贱’处罚也当有轻有重﹄的思想相对立’没让法律在自己面前﹃拐穹﹄。因而两千年后的今天’国家法律却在湛江大地﹃拐弯﹄了。１９９６年初到１９９８年７月’长达两年半时间’走…     

我国古代军事犯罪死刑适用的探析

一、我国古代军事犯罪死刑适用的特殊制度(一)特殊程序制度1、战国时在军法中的广泛适用"缘坐从死"制度早在商朝时,我国就己经确立了在死罪中缘坐及于死刑的原则。春秋战国时期,缘坐制度开始大量和广泛适用。所谓缘坐包括了"连坐"和"族诛"两种形式。前者是指与死刑犯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与死刑犯的某些特殊社会关系,如邻居、同处为官、同部队的战友等一并受牵连、受刑罚;后者是指与死刑犯有血亲、姻亲等关系的人同受刑罚。这一制度的实施导致了死刑的大量适用。     

略论唐代的坐赃罪及其执行

本文从坐赃罪的法律规定入手,进而探讨其法律执行,指出坐赃罪在法律规定中处罚较轻,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背离法条,重则处以死刑、流刑,轻责处以贬官等行政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