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青少年性犯罪原因分析与对策建议——以上海20名女中学生“援交”案为视角

本文以“援交案”为切入点,在对女性青少年性犯罪界定、法律特征、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其犯罪特有原因进行重点涵盖性剖析,以期对女性青少年性犯罪综合治理的体系性构建提供一些建议。     

政治家、性和谎言——“康迪特—利维案”面面观

自1974年以来,有11名美国国会议员受性丑闻牵连而被迫辞职。最近几个月来,全美上下正被一出名叫“钱德拉·利维失踪案”的活剧搅得沸沸扬扬。大报小报为此连篇累牍,几大电视网跟踪报道,国家大政好像反而都没有人关注了(直到9·11事件发生后,基于共同的民族利益,人们才开始忘却这件事)。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上半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体系——以罪刑法定与刑罚个别化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我们需要建立合理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认定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现行的认定体系显然具有内在的不合理性，为此，主张以“国家亲权”为基本的理论渊源，以刑事政策为总的指导思想，以罪刑法定与刑罚个别化为具体的实施原则，以立法中的明确规定和司法审判中的具体运作为框架来重构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认定体系。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治理机制研究——以“某小球”网络侮辱英烈案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与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公民网络表达权日渐丰富,网络空间领域犯罪呈现增长趋势,网络空间领域犯罪的治理面临新挑战。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生效顺应时势,弥补了当前我国《刑法》中关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行为规制的空白,可以精准打击网络空间内违反法律、侮辱英烈的行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入刑警示教育意义深远,有利于彰显法律正义,净化网络空间。对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治理需要理清入罪界限、落实网监职责、全民共同参与,进而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     

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以唯物辩证法为视角

在经济法产生之初,它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就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从目前的情况看,经济法同民法的关系已经基本成为定论,即分别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和平等主之间的人身财产关系。而同行政法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则各持己见,他们分别从经济学、行政法学角度研究两者关系,得出了一些建设性的结论。认识两者的关系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运用联系发展矛盾的观点去把握两者的关系。     

论沈葆桢与清政府治台政策的转变——以大陆移民渡台及理“番”政策为中心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郑氏政权投降之后，清政府采纳施琅之建议，在台湾设立一府三县，派官治理，但对台湾之开发持消极之态度，如对大陆移民渡台实行限制，并禁止汉人进入“番”地等等。近代以后，随着台湾口岸的开放，外国势力的入侵，清廷消极治台政策的弊端日渐凸现，乃至成为列强窥伺觊觎的借口。同治末年发生了日军侵台的“牡     

公共利益界定新探索——以“城中村”改造为视角

公共利益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界定的概念.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进行了有益探讨,但其局限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概念界定的抽象性难以适应实践的复杂性;认定主体的单一性难以真正体现利益的公共性;立法中的实体性难以实现程序中的正义性.尤其是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要让“公共利益”实至名归,最为科学合理的路径选择应...     

论现代少年司法制度——以中、德、日少年司法为视角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少年司法制度改革,完善和健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概念、少年司法制度理念及其原则进行学理的论述,然后着重对德国、日本和中国少年司法制度从少年案什管辖范围、少年司法组织机构及其人员、少年法院审理程序与处置等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少年司法实践提出个人完善少年司法体制建议。     

论现行立法之“亲告罪”范围——以刑法谦抑价值为视角

亲告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我国亲告罪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允许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对社会没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在现实中存在被害人并不希望加害人因此而获罪受刑,也许还会对被害人的个人感情、名誉产生不好的影响,甚至在被加害人与加害人是近亲属的情况中,还可能影响被害人个人及其其他近亲属各方面利益。因此需要参考刑法的谦抑价值对亲告罪的范围的扩大进行研究,这不仅关乎国家社会的治安管理利益,对于相关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和感情保护来说更为重要。     

对社区中“危险”性犯罪者控制之审视——以荷兰法为视角

近年来,荷兰对于犯罪人监禁释放后的监督处分在近年有了较大发展。近期通过的修正案旨在进一步加强对于具有特殊危险的(性)犯罪者释放后的监督。修正案的三章内容均可能导致终身性监督。修正案前两章规定,监督处分将在监禁刑或者TBS处分(1)的附条件释放后施行。本文着眼于修正案第三章内容,即规定一种独立的监禁处分作为监禁刑及TBS处分后续的犯罪预防措施。基于人权视角,这种独立的制裁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关于合法性及必要性的争议。本文对修正案内容是从欧盟理事会的法律规定、均衡性原则以及最少限制性原则为视角进行审视的。最后,本文的结论是监督处分并不合法亦无必要。除了缺乏经验性证据的必要性,它还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以及第7条所确立的明确性原则及可预测性原则。不考虑暴力(性)犯罪者的潜在严重性,仅仅根据有益社会原则进行判断是不够的。     

交通肇事案高发特征、原因及应对之策——以武清区人民检察院五年来受理交通肇事案为视角

近5年来,武清院公诉部门共受理案件4622件,其中交通肇事667件,占案件总数14.43%。具体数据如下:2008全年受理1067件,交通肇事118件占11.05%;2009全年受理965件,交通肇事126件占13.05%;2010全年受理1186件,交通肇事188件占15.85%;2011全年受理850件,交通肇事153件占18%;2012年全年受理554件,交通肇事82件占14.8%。连续五年处于高发态势。一、案件发生规律和主要特征自2008年至2012年,武清院每年审查起诉的交通肇事案件占总数的11%以上,且除2012年略有下降外,呈现逐年递增之态。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司法适用的法教义学分析——基于刑法解释论、刑事立法论和共犯论的视角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规定位于《刑法》第17条第2款,其中规定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8种情形,学界对此的争议集中在罪名说和罪行说的探讨。从刑法解释论角度考虑,应该坚持实质的罪名说,将符合这8个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形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畴。从刑事立法论角度出发,应该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改为在总则部分形成宏观的方针,而在其适用的具体罪名之后详细地加以说明,以保证刑法的稳定性。除此以外,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可以成为共犯,并且可以成为帮助犯,不受定罪罪名不同的影响。     

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以“进步联盟”和社会党国际分裂为视角

2013年进步联盟的成立意味着社会党国际开始分裂。2017年3月,双方几乎同期召开代表大会,进步联盟一大完成了组织建构,正式脱离社会党国际。这意味着经过多年酝酿,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趋势。进步联盟认为,不平等是当前社会最大的退步,社会民主党应防止经济和政治联合侵蚀社会,并站在99%大众的立场上反对精英。他们试图以进步主义为主导,推动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通过重塑社会民主,重树左翼标识,明确提出用民主战胜资本主义;通过重建民主社会,提出替代性的民主道路,以提升社会民主主义的认同度。这一新趋势能否使社会民主主义走向新生,需要持续关注。     

谁使犯罪者成为“受害者”？——以“官二代”犯罪为视角

＂官二代＂在犯罪之时产生两种意义上的＂受害者＂：作为被害人的受害者和作为犯罪者的＂受害者＂。后者的产生除自身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即：失控的政治权力、失败的家庭教育、失范的社会环境和失衡的资源配置。故而,控制＂官二代＂犯罪不能单纯考虑＂官二代＂自身,而必须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社会调控。     

“优势视角”理论在“寓教于审”工作中的应用——以残疾未成年犯为视角

“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比较分析“优势视角”与“问题视角”的根本区别和优势，继而分析残疾未成年犯的生理、心理特点及特殊潜能、优势，可以发现“优势视角”理论在残疾未成年犯“寓教于审”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法院在帮教实践中探索成功的典型案例、工作的途径、模式和方略等，可以发现“优势视角”原理应当更广泛地应用到更多的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教育和矫正工作中去。     

少年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法律帮助及其辩护制度——以“相称原则”贯彻为中心展开的论述

人们通常认为“相称原则”作为一项惩治与预防少年犯罪的特有原则源于1985年联合国第40届会议通过的铂匕京规则》。该规则确立了对少年刑事立法与司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口口保护少年权益与保护社会利益的双向保护原则，体现了对少年刑事立法与司法中保障与保护的和谐统一。本文以对少年犯罪特有的“相称原则”为切入点，探讨这一原则提出的价值底蕴。自从1899年美国首家少年法庭诞生之后的近百年，人们经过不断探索、反思、总结而达成共识出台的釉匕京规则》及其所确立的“相称原则”，基于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形成了诉权保护的双重性基础理论，并充分体现了以保护少年人为主兼顾保护社会利益价值取向理念。在此认识基础上，本文用这一原则检视我国现行立法有关法律帮助与辩护制度以及实务运作，以期完善少年刑事诉讼中的必要法律帮助及其辩护制度。     

“双重保护”原则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的应用——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为视角

“双重保护”原则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如何在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固有矛盾间取得平衡，是未成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而又现实的问题，也是检察机关必须回答的问题。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未成年犯罪刑事检察工作中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运用批捕权、公诉权、严格把握未成年人犯罪捕与不捕、诉与不诉的界限；改革检察工作方式，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实现“双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