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技术治理的反思及完善

我国高度关注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先后以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形式对环境犯罪技术治理设定体系化的规范依据。在实践中,环境犯罪的技术治理具有防范“行转刑”、双面利用工具属性、密切联系物理空间、多维获取案件线索等特征。然而,治理主体人员有限,被治理对象的相关主体在逐利心理以及侥幸心理下形成的合作排斥心理,监测数据有限真实与技术手段介入下客观行为评价的错误空间,为环境犯罪技术治理带来了实践难题。为了更好地实现治理预期,首先应正视技术治理的合理定位。在运用技术手段进行环境犯罪预防时,不仅需要客观看待数据分析的辅助性能,还需要均衡因预防行为而投入的治理成本与实际获得的治理收益。其次,强化行业在线数据监管是缓解治理主体人员压力的备选方案。行业监督在促进环境监测执行的过程中充当义务执行者,而非权力共享主体,且该行为有别于企业合规。此外,为了给技术治理实施提供更好的执行环境,应该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对相关活动进行约束。     

大学生违法犯罪成因及防治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犯罪率持续攀升,给自身、学校、家庭以及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危害。预防、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家庭、学校、以及大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该文针对当代大学生犯罪现状及特点进行总结,并对大学生犯罪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有针对性的制定了解决大学生犯罪的相应措施及方案。     

江苏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重点分析——以江苏省N市未成年人犯罪状况调研为基础

考察江苏省N市未成年人犯罪实际发生状况可以发现,未成年人犯罪率虽呈下降趋势,但不立不诉的未成年人特殊预防需要、外来未成年人犯罪高发的特质考量、未成年人犯罪的性质恶化应对,以及预防机构的分工配合都迫切彰显制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必要性。调研表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存在着外来未成年人犯罪比率逐年上升、互联网加重和影响未成年人犯罪、不同家庭因素决定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特殊预防缺乏细化规定的四大问题亟待解决,应成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地方立法的重点问题。在预防立法细化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可以系统、有效地搭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协作平台,整合各相关单位职权而共享信息、互相配合,以充分保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与早期教育及其心理因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社区、学校、家庭等的共同参与,综合治理。但是在家庭的早期教育环境中,哪些方面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有更直接的影响,暴力犯罪的未成年人有什么样的心理特质,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了解家庭的早期教育方式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关系, 以便改善儿童的早期教育环境,促进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为预防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筑起第一道防线。     

外来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犯罪状况之实证研究

对外来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的犯罪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更好地防范此类犯罪的发生具有积极意义。课题研究显示,长三角地区的少数民族未成年人犯罪状况,除了具备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涉案比例高、案发呈现逆向上升趋势、毒品犯罪严重等特点;总体上看,民族身份并非犯罪发生的突出因素,但内在身份认同感的影响依然存在。这和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当下民族政策的适用存在密切的关系。对此,从个案层面看,需要司法机关能在刑事诉讼中尤其关注涉案主体的审前人格调查,考察其成长经历尤其是民族身份所隐含的内在影响,从而更好地实现特殊预防。从社会整体来看,除应加强对外来少数民族群体的权益保障、大力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的繁荣稳定外,还应正确处理好"两少一宽"的民族刑事政策,并加强对边境地区的毒品犯罪打击力度等。     

农民工居住环境对其子女犯罪的影响

未成年人犯罪中农民工子女犯罪是需要引起相当注意的问题。造成农民工子女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不良的居住环境及由此所引发的其他问题的作用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因而为实现预防和减少农民工子女犯罪的目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改善农民工子女的居住环境。     

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

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是青少年犯罪整体现象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所以,预防该群体的犯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既具有青少年犯罪的某些共性,同时又具有流动人口犯罪的某些特性,是一定社会阶段各种社会因素作用于该种群体的一种折射。因此,预防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的犯罪,必须要从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的特点和犯罪规律着眼,建立以服务、管理、预防为一体的预防犯罪格局。     

“两抢”犯罪的趋势与防控

根据最近16年的统计数据，我国“两抢”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出现多方面的特点。当前，影响“两抢”犯罪变化趋势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的程度、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差距、“两抢”犯罪主体特点、社会成员的防范意识以及公安机关的防控机制等。预防“两抢”犯罪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     

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分析

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是青少年犯罪整体现象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所以，预防该群体的犯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流动人口中的青少年犯罪既具有青少年犯罪的某些共性，同时又具有流动人口犯罪的某些特性，是一定社会阶段各种社会因素作用于该种群体的一种折射。因此，预防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的犯罪，必须要从流动人口中青少年的特点和犯罪规律着眼，建立以服务、管理、预防为一体的预防犯罪格局。     

“两抢”犯罪的趋势与防控

根据最近16年的统计数据，我国“两抡”犯罪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出现多方面的特点。当前，影响“两抡”犯罪变化趋势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的程度、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导致的心理失衡、“两抡”犯罪主体特点、社会成员的防范意识以及公安机关的防控机制等。预防“两抡”犯罪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共同努力。     

论《利雅得准则》的基本原则

《利雅得准则》,即《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明确要求:“会员国在其全面的预防犯罪计划中,在国内法、政策和实践中适用《利雅得准则》。”它是所有会员国预防少年犯罪的共同行动准则。《利雅得准则》通过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综合治理的决定、未成年人保护法、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以及过去颁布的义务教育法、收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定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其中也包括希望工程等保护青少年权益的行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行动计划,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可喜成果。为了更好地执行《利雅得准则》,对《准则》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是必要的,根据笔者对《利雅得准则》原文的理解,就《准则》规定的6条预防少年犯罪的基本原则进行讨论。     

变态心理犯罪的预防

变态心理者犯罪的预防主要是针对变态心理形成原因方面,即对主要构成因素的预防。最根本的是提高人们的素质,消除不良社会环境因素和不良家庭环境因素对人的不良刺激和影响,以及努力搞好人际关系的协调。核心是搞好人的心理卫生保健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需要做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特别是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改造工程,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以及个人的主观的努力。     

青少年犯罪行为与场所空间关系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犯罪场所是犯罪行为实施的空间要素之一。由于青少年对空间环境较为敏感，其犯罪行为与案发场所情境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不同场所中犯罪类型的差异、不同场所犯罪的暴力倾向差异以及作案难易程度的差异等。对青少年犯罪场所的研究，有助于犯罪空间预防工作的开展。     

犯罪技术若干问题研究

犯罪技术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犯罪状况的非常重要的质量指标，它可以反映犯罪演变的趋势等犯罪质方面的变动情况。但是如何划分犯罪技术水平的等级，却是一个难题。我们认为犯罪技术水平可以通过犯罪工具、犯罪谋略等反映出来，其中犯罪工具是比较直观的因素。本研究依据１９９８年９月在浙江某监狱对１２２５名犯罪人的匿名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犯罪工具的类型为基础，以犯罪工具本身的技术水平、犯罪工具使用时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环境要求以及犯罪工具在犯罪中使用的数量为参考标准，把犯罪技术分为“一般水平”、“较高水平…     

信息化时代预防中职学生犯罪的有效策略研究

本文从中职学生犯罪的个例出发,结合中职学生的心理特点以及行为习惯,对中职学生法治教育现状的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寻找在信息化时代中职学生犯罪的诱导因素,包括学生缺乏法治观念、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以及家庭因素的影响等.从多方位加强中职学生法治素养、加强对学生的正面管教、积极推进家校合作等方法探索预防中职学生犯罪的有效策略,...     

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大学生犯罪具有多样性、爆发性、残酷性、智能性、无因性等特征。大学生犯罪的主要原因有：大学生的性格和人格存在缺陷、学校教育不适应现实需要、家庭教育失败、社会上犯罪亚文化渗透等。就预防和控制大学生犯罪而言,学校应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做好管理工作;应更加重视和完善家庭教育;全社会应共同努力,做好社会控制和管理工作。     

犯罪行为情境理论与少年犯罪的生成

运用亚伯拉罕森的犯罪行为情境理论来分析我国少年犯罪的生成,我们发现,少年犯罪生成的原因和背景是复杂的、变化的。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少年犯罪而言,它都是少年个人的犯罪倾向和当时的社会情境环境以及个人对社会情境环境的内在抗拒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预防和遏制少年犯罪,就必须努力减少其犯罪倾向,降低社会情境环境对少年的不利影响,同时,增强少年个人对社会情境环境的抗拒力。     

构建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与犯罪预防

构建末成年人法律体系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由于左右犯罪数量与性质的犯罪入主要是惯犯和累犯，而这部分人大多有早年犯罪史，因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就成为预防犯罪的关键。这种预防不能仅针对未成年人和局限于犯罪范围内，而应通过立法治理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同时，以法律方式及早对未成年人的早期危害倾向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处罚进行特殊的教育与保护。     

共青团在专门学校中预防犯罪的功效研究——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为背景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收容教养虚置化、工读学校式微化等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现实困境,2020年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提出设立专门学校,对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开展专门学校教育。专门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这为共青团在专门学校中参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共青团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力量体系中的中坚力量之一,因为共青团的性质、职能、任务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目标指向一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共青团的使命所在、责任所在、担当所在,在专门学校中,共青团工作面向的群体具有特殊性,需要对共青团的队伍建设、工作职责、工作路线予以明确,可以通过法治辅导员的聘任、服务职能的延伸、群众路线的贯彻等措施,助推专门学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功能的实现。     

大学生犯罪的社会心理成因及对策

当前大学生犯罪增多,恶性程度越来越高,探索大学生犯罪现象的社会心理成因,发现大学生教育和高校心理环境均存在着诸多缺陷,建议尽快建立预防大学生犯罪的防控系统,这个防控系统应由预测系统、预防系统、矫治系统和控制系统等4个子系统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