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地区非行少年之处遇研究——司法程序与社会工作途径之对比

世界各国多数藉由司法转向之小区处遇,做为处理非行少年事件之方法,监禁乃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以社会工作为途径,协助当事人改过向善,实践更生之刑事政策思想。本研究比较台湾采用的司法程序作为,以及香港依循的社会工作方法,在实践更生理想上效度之差异。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其搜集所得之资料,包括台、港有关之法律,以及对社工教育学者与观护从业人员所做之访谈。研究发现,纵然辅导向善的政策目标相同,香港法律对少年违法行为,实施较为弹性的认定,年龄界定较为宽松,保护亦相对较为周全;由社工专业人员执行小区处遇,更能有效淡化刑罚的色彩。台湾以司法程序作为,进行非行少年之社会工作,在专业程度上略逊香港一筹。可以说,香港社工为体司法为用的运作体制,是处遇非行少年之较佳做法。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

本文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规范性研究三个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核心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同理论流派或是把民族国家政府,或是将功能部门,抑或是超国家机构以及制度安排看成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变量。比较政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主要围绕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运作程序及其效用而展开,试图回答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欧盟,其各司其职的机构设置、各机构运作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生的政治结果和治理水平究竟怎样。而规范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其核心问题是欧盟政治秩序,关心的是欧盟最终向何处去,要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其治理的规范原则以及合法性来源如何,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建构欧洲政治秩序等。欧洲一体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在不断的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     

日本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尽管中国学术界的日本政治研究论著较少,但也出现了利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的优秀作品,诸如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态分析等;日本学术界将政治学作为了解政治组织形式、对其进行解释的一门独立学科。以本国政治为对象进行批判性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历了批判政治学、风土政治学、市民政治学、多元主义政治、计量分析方法等战后各个阶段。通过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阐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处在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然后利用特定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对具体政治体制或政治现象做出较为客观、准确的分析,是今后为提高日本政治研究水准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台湾研究的理论运用与建构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台湾地区形成了与中国大陆、港澳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时空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这一特殊性和规律性，决定了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因而，在理论上，研究台湾并建构出反映这一区域发展的特殊性和规律性的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无疑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实践上，台湾研究的广泛开展又是与台湾问题日益重要、人民群众关心祖国统一事业直接相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理论深度决定研究成果的生命力。而检视大陆有关台湾研究的成果，多为政策性和实用性，有不少成果，尚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为了提升研究的品质和学术价值，探讨台湾研究的理论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少年司法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少年司法制度作为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规定的一项法律制度,对于预防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产生不仅是基于“国家之父”观念、人道主义立法思想和教育刑罚观的理论基础,也是应对、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激增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措施。     

中国少年司法制度建构的本土特征

青少年犯罪状况不能成为评价少年司法制度成败的惟一标准。同其他社会矛盾一样，青少年犯罪是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而它的出现是由很多因素引起的。中国青少年司法制度架构应当有自己的本土特征。少年司法的目标是保护而不是惩治。因此，少年司法的一体化，由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少年司法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开展，而只能首先通过局部的、分散的、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非官方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和长期的司法探索，向建立少年司法制度的目标进发。     

少年审判心理矫正、家庭治疗之理论与实践探索

心理矫正、家庭治疗介入少年司法审判,源于司法实践中相当多的少年犯实施犯罪源于心理问题,心理矫正、家庭治疗可以广泛适用于存在心理问题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庭纠纷中涉少民事纠纷,帮助其克服心理问题。可以在庭前、庭中、庭后这三个不同的阶段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穿插心理矫正与家庭治疗的内容。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专业支持,心理矫正工作的大规模推行还比较困难。     

美国少年权利保护理论之研究

现代美国少年司法体系是建立在其少年保护理论之上的。保护者理论和人格权理论是其中最为重要却又互相冲突的两个理论:保护者理论赋予少年获得家长保护的权利,而人格权理论则赋予少年有成为独立个体的权利。理解这些权利的理论来源对于理解美国少年权利保护体系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构建我国少年权利保护体系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犯罪行为情境理论与少年犯罪的生成

运用亚伯拉罕森的犯罪行为情境理论来分析我国少年犯罪的生成,我们发现,少年犯罪生成的原因和背景是复杂的、变化的。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少年犯罪而言,它都是少年个人的犯罪倾向和当时的社会情境环境以及个人对社会情境环境的内在抗拒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预防和遏制少年犯罪,就必须努力减少其犯罪倾向,降低社会情境环境对少年的不利影响,同时,增强少年个人对社会情境环境的抗拒力。     

主题研讨 少年刑罚制度的合理建构

正【主题导引】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事件频见报端,不断挑动着公众脆弱的神经;被害人家长的安全忧思不断,被害人的心灵之痛抚慰缺失,也不断拷问着国家的少年司法体系。面对一桩桩血淋淋的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或伤人事件,我们的思维惯性是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便使用严厉的刑罚来予以惩治。然而,这种略显简单粗暴的方法存在诸多问题,而绝非处遇与管教低龄未成年人的正确或有效路径。因此,如何合理建构一套有别于成年人的少年惩戒制度,以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体系,已经成为亟待我们解决的重大问题。     

触法少年惩戒制度的合理建构——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说的理论反思

面对犯罪低龄化严峻形势,尤其是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情形,许多人主张通过调整刑事责任年龄,扩大刑罚惩罚范围的方式予以解决。其中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另一种是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弹性化规定,但实际上不论是降低说还是弹性说,都是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规制触法少年的行为,使其必须承受刑罚的负面效果。但未成年人具有自身的特性,盲目的犯罪化并不一定具有良好的效果。对触法少年更应该以教育为主,强调社会力量的提前介入,对犯罪行为防患于未然。对此,可以建构新的、具有针对性的未成年人惩戒措施体系,明确适用主体,扩大应受惩罚的行为范围。另外,可以在现有收容教养和工读学校的基础上,增加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设立心理咨询师援助制度、定时定期参加集中教育、强制参加社区服务、体验式服刑、警察认领帮助教育制度等多种惩罚措施。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建构:理论、战略与对策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版定价:78元本书是作者2001-2015年的学术研究论文及国内外调研报告的辑录,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主线,探究中国崛起的内外环境、现实挑战、理论准备和战略谋划等。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国战略体系建构、美国霸权战略剖析、大国东亚战略聚焦、国际调研与决策咨询等     

论“台独”话语霸权的建构

在上个世纪50—80年代两蒋统治下的威权时代，“台独”作为一种非法的社会政治活动，在台湾岛内没有生存空间，一直受到国民党执政当局的严厉打压，“台独”人士大都亡命海外，或改头换面在岛内隐蔽活动。自8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台湾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和民进党的成立，特别是李登辉上台主政后，海外“台独”人士纷纷闯关返台，与岛内“台独”势力合流，活动重心也从海外转向岛内，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体系建构与时代审思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符号化表达,它在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探索中不断发展,在提升话语地位与实现话语权力中不断定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包含了系统全面的话语概念和中国特色的话语范畴,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话语追求和话语立场,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指向。它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吸收借鉴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依托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发展,向世界呈现出超越意识形态的文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构建充分满足了当前现实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需要,在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为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创新发展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理论,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体系。习近平外交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源自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理念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具有更强的国际复合视野、进程导向和责任意识。面对当前中国外交思想研究学理化不足等困境,国内学界应当遵循人文社科理论研究的一般性路径,从问题化、方法化、概念化、体系化四个维度递进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从而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日本虞犯少年矫正教育制度对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启示

在日本《少年法》当中,“虞犯少年”概念占有重要位置,它是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倾向所作的立法定位。由于虞犯少年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的,因而它又属于日本的少年司法事务。虞犯少年的矫正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处分的过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进行早期干预教育。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规定了少年不良行为,但并未设置虞犯概念,有必要借鉴日本《少年法》的相关制度。     

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建构研讨会在德州市召开

4月17至18日,由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同主办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与建构研讨会”在山东省德州市召开。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操学诚,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尚洪立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刘桂明主持研讨会。     

日本少年犯罪的现状和预防对策

日本的少年犯罪现状以及预防对策是众多中国学者关心的领域;本文就2003年度的日本少年犯罪、近几年少年犯罪的变化特征以及代表性形式作了详细的论述;对其原因以及前兆作了独特的探讨;另外说明了少年犯罪前在家庭、学校、社区的“暗示”性表现,最后提出地区性的少年犯罪预防对策和21世纪日本整个国家应然的预防少年犯罪的对策。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司法制度以少年法为中心。少年法以促进少年的健全发展为目的,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理念,在搜查、移送,受理与调查,审判,终局决定,上诉等程序上均贯彻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刑事政策效果。为正确执行和完善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我国至少应在完善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增加非刑罚处分、完善非刑罚处分的程序正当性等三个方面向El本的少年司法制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