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完善之构想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存在归责原则单一、范围过窄、标准过低、程序不合理、追偿制度虚置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必须适时地改革现行行政赔偿制度,建立以违法和明显不当为主、以无过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适度扩大行政赔偿的范围;增设对精神损害和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扩大财产实际损失赔偿的范围;设计更加便利、合理的行政赔偿程序和务实、精细的行政追偿制度。     

行政赔偿制度中违法性界定之建构

违法性的界定是行政赔偿制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形成客观上的违法性有关。行政赔偿中违法性的标准主要涉及行为自身的违法性与行为的职务性。在行政赔偿中,对违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面向进行探讨:违法与不法的含义分析、违法应当从广义的理解、违法应当从行为违法说与形式论明确标准。通过借鉴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行为类型,行政赔偿中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也可以分为行政作为违法与行政不作为违法。在我国行政赔偿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作为违法以结合说为认定标准,行政不作为违法则以具体活动引起说为认定标准,两者相同点都是以违反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职务义务作为判断的依据。     

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之探讨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上救济的两种主要途径,二者理应取长补短,良性互动。然而,由于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未能各自发挥真正的救济作用,而且两制度也未有效衔接起来。本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主要从制度层面探讨二者衔接的可行性。     

论海事行政诉讼之专门管辖

自海事法院成立以来,海事行政诉讼管辖权在海事法院和地方人民法院之间经历了几番往返。海事行政诉讼案件虽然数量不多,但最高法院似乎对这类案件的管辖权问题给予了过多的关注,在实践中也引发了争议。本文在介绍了海事行政诉讼管辖权经历的数次调整后,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海事行政诉讼专门管辖权的回归是历史趋势的观点,并剖析了目前存在的法律障碍及反对声音,描述了海事行政诉讼专门管辖权再次回归之初的相应准备工作。     

行政不作为诉讼应对之实证研究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所公开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判决书为基础数据来看,现实中相当一部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或者结果不满意,认为其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并启动诉讼程序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不作为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存在拒绝履行法定职责、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迟延履行法定职责、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等违法情形,而审判机关对此类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更好地解决新形势下的行政不作为问题,一方面应当从加强监督与问责、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面入手,督促行政机关全面履行法定职责;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也应针对行政不作为严格审判标准、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以及对瑕疵行政行为提出司法建议以发挥其价值导向作用。     

关于行政赔偿制度立法缺陷的思考

行政赔偿制度确立后,由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在实践中现行行政赔偿立法逐渐暴露出其不足之处。尤其是在行政赔偿中缺少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的归责原则上缺乏危险责任原则;在赔偿的标准上对受害人的利益无法充分保护等。这些问题亟待立法解决。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原告资格

传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奉行的是“直接利害关系”原则 ,随着环境问题的恶化 ,这种理论在当今难以适应可持续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需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是适应环境保护之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 ,原告资格问题是该制度最重要的理论问题。通过考查日、美等国在该问题上的立法和判例 ,结合我国的环境保护现状 ,我国应采用“与自己无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原告资格标准。在此标准之下 ,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有公民个人、环保团体、检察机关三种具体类型。     

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之路径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具备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的制度空间。但从实践看,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失范、相关概念不明与法律监督滞后等问题。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之“三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二拓展一完善”,从而在制度上构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有效体系。     

行政公益诉讼之诉前程序问题研究

诉前程序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具有重要的独立性、前置性地位,其前置必要性主要表现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贯彻谦抑性原则,节约司法资源以及让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当前,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正处于探索阶段,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行政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中遇到不少问题。如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管辖交叉,诉前程序选择问题、检察建议内容宽泛问题、行政机关回复检察建议中出现的问题等。因此,立足法律规定、阐述问题为诉前程序在法律监督过程中发挥功能价值提供参考方案。     

军事行政争议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

军事行政诉讼是国家行政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否认,军事行政争议是现实存在的,而我国现行的争议解决机制却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地解决争议,对部队建设和保护军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所以,军事行政诉讼的确立作为现行争议解决机制的必要补充是必不可少的。     

法治目标与行政公益诉讼

法治对政府的要求是依法行政。行政主体的行为经常侵害公共利益,但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尚未规定公益诉讼,导致大量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应当扩大对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的限制,允许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并且在资金上给予充分保障。     

行政公益诉讼之理论基础定位及价值

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是其理论发展与制度建构的基石,行政公益诉讼本质上,是对公民共同交往行为中公共意志的救济与维护,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捍卫便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建构与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属,也即理论基础之所在.同时,厘定公共利益之根本地位对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的推进具有极大的导向价值.     

从试点情况看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试点情况看,诉前程序作用巨大,是有效结案的主要形式.诉前程序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尊重和自身的谦抑,有助于发挥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主动履职的能动性,节约司法资源.要正确认识和运用诉前程序与提起诉讼的辩证关系,优化诉前程序的设计.不必纠结于诉前程序多,提起诉讼少的现象,最大限度地减少诉讼,原本就是诉前程序设计的内在逻辑.行政不作为及其法律责任是诉前程序的理论基础.诉前程序起到了将行政作为违法转化为行政不作为的作用.行政公益诉讼多重职责交错的存在使不作为的认定十分复杂,可以实质性履行为核心标准,区分不同情况具体把握.     

诉的利益与行政公益诉讼

诉的利益是指运用诉讼程序为当事人提供权益救济的必要性,其消极功能在于限制原告滥诉、消除被告无端应诉和避免司法资源浪费,其积极功能表现为促进实体法上未得到明确肯认的权利和利益的形成。诉的利益所具有的这种积极功能与现代服务行政条件下行政法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进而也为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提供了依据。事实上,通过对起诉人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进行衡量和判断还可以有效防止行政公益诉讼中可能的滥诉。     

主观诉讼视角下的行政赔偿诉讼

行政赔偿诉讼是典型的主观诉讼,这种主观性质由其目的--主观权利所决定.基于主观权利的主导地位,行政赔偿具有鲜明的私益取向,其审判过程依照主观权利--主观义务的逻辑而展开,在具体制度构造上也极不同于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为中心的行政诉讼.我国行政赔偿诉讼在制度构造方面存在诸多矛盾于这一主观性质的方面.我们需要借鉴域...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实践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有关组织或者机关认为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违法,已经侵害了公共利益或者对公共利益有现实侵害可能的,虽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但为维护公益,而依法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权的行使极其容易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但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补救。可是,在没有特定利害关系人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现行机制却无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来加以维护,从而导致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应当阐明行政公益诉讼有关概念、提起诉讼主体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并结合实际逐步建立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机制。     

从刑事诉讼角度谈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化、公正化的价值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赋予了一定的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尚有欠缺。应根据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实际现状,建立与完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机制和法律。     

从行政合同的特点谈行政合同案件的受理

从行政合同的特点谈行政合同案件的受理宋梁凤行政合同制度是我国合同制度的一个范畴，也是我国行政法学领域中的一个新内容。随着行政合同的大量出现，因行政合同而引起的纠纷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并诉诸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合同案件时，能否正确地确定行政合同案...     

行政垄断规制路径的考察——从传统路径迈向反行政垄断诉讼

行政垄断在实践中已成为普遍现象,其比一般垄断具有更大的危害性,损害市场竞争的同时,腐蚀行政权力,因此,如何有效规制行政垄断已经成为经济学、乃至行政法学的焦点。学理上通常以道德路径、政治路径、法律路径和责任路径规制行政垄断,然而,这四种传统的控制渠道在实践中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寻求一种新的规制方式,已然成为反行政垄断的首要任务。通过国内外反垄断诉讼的考察与对比,可以得知司法权介入行政垄断已成为多国通用做法,据此,未来我国行政垄断规制应转向反行政垄断诉讼,但在此之前,首先要解决新制度与现有制度之间的衔接,即理顺反行政垄断诉讼与反垄断执法、行政诉讼中的公平竞争权与行政复议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