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所与国籍的冲突与调和

在国际私法领域,属人法是解决法律冲突,确定准据法的一个重要系属公式.但属人法的本国法和住所地法的理解,使得国籍与住所两个连结点产生矛盾和冲突,也产生了大陆法系本国法主义和英美法系住所地法主义的纷争.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国籍与住所的调和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惯常居所连结点取代国籍和住所日益成为矛盾解决的积极措施.     

英国属人法问题研究:从坚持传统到温和改革

英国在属人法上虽然采用住所地法主义,但原因与美国等其他英美法系国家并不完全相同.尽管住所地法主义是适合英国采用的方式,但由于住所地法主义本身的缺陷以及基于国际义务,英国对住所地法进行温和改革,将通常居所、惯常居所和国籍作为住所地法的补充性连结因素.     

属人法的主义之争与中国道路

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的道路殊别，成为两大法系国际私法最主要的区分标志。我国属人法方法从本国法主义向经常居所原则的根本转变，只有放在两大法系属人法之争的背景中，才能明晰其意义和未来演变方向。本国法主义与住所地法主义都坚持属人法的统一性。前者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后者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追求。本国法主义的历史形成具有单边色彩，它倾向于扩大法院地国属人法的支配范围，伴有对相关法律的道德性的比较判断，借此保障海外国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住所地法主义促使不同国籍当事人的民事身份与地位趋于平等一致，客观上促进了一国的族群融合，其体系性功能稍优于本国法主义。惯常居所原则主要是国际公约的妥协产物，其弊端是割裂了个人与特定国家间的精神联系，销蚀了属人法的精神属性。经常居所是惯常居所的中国表达，但最新司法解释赋予了经常居所一定的特殊含义。经常居所未来应进一步“住所化”，顾及我国国民跨国流动的现实，实现住所地法主义的价值追求。     

从住所、国籍到经常居所地——我国属人法立法变革研究

属人法的历史发展表明了国籍原则的逐渐退出与住所地主义优先倾向的趋势,惯常居所的出现则弥合了民法法系与普通法系国家之间在属人法上的冲突。在汲取属人法的新发展的基础上,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将经常居所地法作为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主体身份能力的一项基础适用原则,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同时也面临着由此产生的法律适用冲突等问题。     

国际私法中国籍和住所的确定——兼论《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草案)》第6条和第18条的相互关系

国籍和住所是国际私法上最重要的两个连结点,构成传统国际私法中的属人法,确定自然人的国籍和住所尤为重要。当前国际私法立法草案关于国籍、住所的确定和在住所冲突时住所地法的确定都做出了规定,本文围绕立法草案所设计的法律制度进行探讨,指出其所存在的问题。     

论属人法的发展

属人法是冲突法上的一个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属人法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形成对峙。由于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的不可调和,惯常居所的概念应运而生,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为主、以国籍和住所作为连接点为辅＂的属人法发展趋势。我国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所地和国籍为主要连接点,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趋势。     

论属人法的发展

属人法是冲突法上的一个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属人法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形成对峙。由于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的不可调和,惯常居所的概念应运而生,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为主、以国籍和住所作为连接点为辅的属人法发展趋势。我国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所地和国籍为主要连接点,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趋势。     

英国罗德曼彻离婚案浅析

一、管辖权问题 在罗德曼彻离婚案中，妻子拥有德国国籍，20世纪90年代来到伦敦，丈夫是法国国籍，婚前居住在英国，两人1998年4月1日签字结婚，婚后在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有住所。对于离婚诉讼的管辖权，英美国家与拉丁美洲国家传统上采用属地管辖原则，强调基于领土主权，一国法院对其领土所属范围内的一切人、物、事均有管辖权，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惯常居所地、婚姻缔结地等所属国法院对此有管辖权，其中，住所地和惯常居所地标准最为普遍采用。     

浅谈自然人属人法

自然人属人法法律关系是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身份和能力的法律适用规范,国际私法学者提出了自然人国籍国法和住所地国法的观点。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行的自然人属人法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关的立法建议。     

论属人法在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的应用——立法比较研究与模式选择探讨

属人法是软化发生地法主义的选择之一,故可用于解决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冲突。债务人住所地法的补充适用、共同属人法的优先适用和作为"最密切联系"或"更密切联系"的考量因素之一,是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属人法的三种立法模式。而在"更密切联系"框架下共同属人法的补充适用模式,因其最具合理性而值得为我国立法借鉴。     

属人法的新发展——当事人所在地法

国际私法中属人法的最新发展动向表现为国籍将逐步淡出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住所连接因素的适用范围也在缩小。一个主要强调客观存在地的连接因素——“当事人所在地”开始出现在冲突规范的最新国际立法中，在有关跨国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选择适用中呈扩大化趋势。这样，“惯常居所”替代住所成为在有关自然人的身份、能力等普通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主要连接点，而“当事人所在地”将替代“注册登记地”、“营业地”以及“管理中心地”等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发挥主要连接作用。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论法律真理

一般人们认为,法律不是真理,法律与真理是分离的。但从历史的维度看,法律与真理分离的时间非常短暂。20世纪中叶之后,随着"事实与价值分离"观念的倒塌,"法律真理"这一观念不证自明起来。但何谓法律真理?是"符合论"意义上的,还是诠释学意义上的?由于"符合论"法律真理理论遇到了诸多难题,导致了法律真理的异化,因此,法律真理应是诠释学意义上的真理。法律真理是人的存在状态,是人展现自我、规划自我的一种方式,是人为实现自身本质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理解法律真理的路径在于法律实践。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理基础

法制现代化与地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15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区域文明的相互隔绝状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整合,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西方的法律制度开始向东方国家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在全球地理背景的影响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是国际私法中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单边主义的法律适用方法在法则区别说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但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随着法则区别说被推翻和法律关系本座说与既得权说的盛行,欧美国际私法更多地采用多边主义的法律适用方法,单边主义法律适用方法被忽视。到20世纪初,特别是在“二战”之后,随着国家对国际商事关系干预的强化,单边主义的国际私法方法分别在欧美的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中得以复兴。重新认识单边主义的国际私法方法,借鉴欧美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比较法在近代中国

比较法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在中国传播。汉字的比较法(比较法学)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论著对中国的比较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到国内立法政策和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的比较法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当代正义要求的法则化——兼论社会保障法的正义基础

19世纪以来,西方的正义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向社会正义理论转变,从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向关爱社会境况最差者转变。本文考察了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并从法律视角分析了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社会正义理论所导致的法律变革,揭示了社会保障法的正义基础。     

美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探析

美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与行使具有明显的发展脉络。18世纪以前,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不确定。18～19世纪前期,逐步确立法院的法律解释权。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前期,法院保守地行使法律解释权。20世纪中期以来,法院与时俱进地行使法律解释权。美国法律解释权的这种配置和行使状况,深受美国社会发展状况和法律自身情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