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赔偿中的精神赔偿的思考

基于宪法的基本要求,从公平正义的原则出发,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角度考虑,完善国家赔偿中的精神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在本文中,笔者在分析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赔偿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国家赔偿中的精神赔偿的几点构想。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运作和目的

<正>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颁布为解决国家损害事实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如果不切实实施此法,它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发挥不了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对它的实施,切实使其运作起来,使其由静态转化为动态。在我国现实情况下,这部国家赔偿法的运作具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主要体现在: 1.法律基础 纵观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部规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基本法是在宪法、民法、行政诉讼法和其他许多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成熟、发展起来的。早在1954年宪法中,就明确规定:“由于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982年宪法对此重新作了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这条规定是制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宪法依据。随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土地法》、     

关于《国家赔偿法》的几点思考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兑现了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承诺;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侵犯,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办事。然而,环顾现实,赔偿案件之少,赔偿数额之低,获赔之艰难,已经让不少人对这部法律失去了信心。《国家赔偿法》立法本身存在的严重缺陷,妨碍了国家赔偿制度功能的发挥。本文拟对国家赔偿范围过窄,赔偿程序和赔偿机制不合理,以及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存在漏洞等问题谈几点意见。     

浅议国家赔偿制度建立的依据

《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争议一直不断，这反映出在国家赔偿责任性质上还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探讨。笔者从分析国家赔偿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阐述了国家赔偿制度建立的依据：公平负担原则与受害人对损害造成的无辜。     

论和谐社会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本文指出公平与效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尤其是在市场的经中如何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的论述对于公平与效率的认定具有进一步的意义。     

关于国家赔偿性质的法律思考

国家赔偿的性质是指国家赔偿区别于其他形式赔偿责任的根本特征。由于在国家赔偿制度中，侵权行为主体与侵权责任主体往往并不一致，导致了对国家赔偿性质的不同认识这一问题。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和理论上并没有达成共识。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和社会发     

论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

国家赔偿责任本质上属于因国家管理活动引起的公平风险责任。从人性的不完美性、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技术发展的无限性等主客观条件来看,侵权损害是国家管理活动所必然蕴涵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风险成本,因此,国家赔偿责任首先是一种公法上的管理风险责任。另一方面,这种风险责任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使受害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到与其他公民同等的状态,其范围取决于公民因国家侵权行为遭受的权益侵害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应当予以公平补救的特别牺牲;因此,国家赔偿责任本质上又属于公法上的一种公平给付责任。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范围、标准等基本制度问题,都可以从此角度进行一番新的认识。     

关于国家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

在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中，对赔偿责任的认定，是直接关系到相对人权利受保护程度的重要内容。而行政机关是否存在责任，责任有多大，关键是判断行政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国家赔偿责任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国家赔偿的责任主体对损害结果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实现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现     

对经济法、民商法公平价值的思考

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所以，在经济法和民商法中都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的追求。从两者所追求的公平价值内涵的不同、侧重取向的不同以及实现公平价值的手段不同来说明它们各自追求的公平价值的特点。经济法注重实质公平，而民商法注重形式意义的公平；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公平，民商法是个体利益的公平；经济法追求分配正义，民商法倾向矫正正义；经济法有公共权力做保障，而民商法主要依赖私权的自我约束。     

关于对“更加注重公平”问题的再认识与思考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以缓解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面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笔者认为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地认识“更加注重公平”。当前,加重社会公平的砝码已迫在眉睫,但是必须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政府应通过政策干预、宏观调控等手段,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赔偿与量刑关系的重构

"赔偿从轻"是普遍的司法实践,但其因仅仅关注经济赔偿、脱离刑事和解的大框架而被诟病为"花钱买刑"。以恢复性司法为视角,赔偿与量刑的关系需要重构。赔偿从轻原则应当尽量创造犯罪人与被害人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应当以犯罪人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为前提、应当以修复犯罪人、被害人与社区之间破损的关系为内涵,司法机关同时应关注对被害人心理健康的修复。     

论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主要指的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解决纷争的公正。司法效率是指通过充分、合理运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获得最大的成果。不讲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不公正的司法是一个没有效率的司法;公正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实现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树立程序公正的意识;确立既判效力理念;完善法官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化法官队伍。     

我国生态补偿法治化路径探究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要以法律来规范和调整与生态补偿相关的各种社会关系,运用法治化办法清晰界定生态资源的产权,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本文梳理了生态补偿法治化的理论逻辑,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法治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破解之策,希冀能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有所帮助。     

论修复性司法

与传统刑事司法相比,修复性司法在满足各方当事人需要、吸引社会公众参与、预防和减少犯罪、降低成本、提高成效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有过度依赖当事人、适合处理的案件有限、社会控制的不当扩大和对弱势群体及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力等局限。修复性司法在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刑事司法的功能、对正义的理解和犯罪解决机制多元化等方面对我们有重要启示。改革我国刑事司法,应跨越单纯改革刑事诉讼程序的狭隘思路,对刑事司法机制进行重塑,逐步建立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彼此支持的双轨制,以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     

论我国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

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问题既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理论命题,也是困扰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从公有公共设施的概念界定出发,反思我国当前关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问题的理论及制度,建议通过完善《国家赔偿法》的方式将公共设施侵权损害纳入国家赔偿责任范围。     

我国国家赔偿确认程序的探析

鉴于现有的国家赔偿确认程序设计复杂但实效性不高,存在国家赔偿的自为确认程序违反程序正义原则、赔偿确认程序缺乏详细的规则设计、人民法院非刑事赔偿案件的具体确认机关不明确、违法赔偿确认程序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等诸多问题,建议在进行国家赔偿法修订时将现行赔偿义务机关先行确定的强制性规定,修改为赔偿双方可以先行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直接诉诸法院,违法确认与赔偿判决统一由法院在诉讼中一并进行,法院既有查清案件事实的责任,也有依法判决的义务。     

略论刑事诉讼中的公正与效率——以不起诉制度为范本

现代法治国家,公正与效率无疑是刑事诉讼法追求的两种价值,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无不体现着此两种价值的冲突与融合.中德两国的刑事诉讼法均将公正摆在优先于效率的位置,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更加突出了实体公正的重要性,忽视了诉讼效率的因素.文章以中德两国的不起诉制度为比较范本,进一步分析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关系,从而在刑事诉讼的制度构建与实践中实现两者关系的合理定位.     

怠于履行公共职能的国家赔偿责任

怠于履行公共职能是指行政主体行使职权时，未尽合理的注意义务，产生行为之懈怠，导致法律期待的公共职能实现不能或不充分的公务过失行为。为使裁量性行政导致的公民权益受损得到有效的救济，督促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时竭心尽力追求公共职能的充分实现，需要将怠于履行公共职能纳入行政赔偿范围。这种公务过失在赔偿责任上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其损害的认定应包括现实利益、精神利益和正当预期利益，在因果关系判断方面，除了要考虑行政主体拥有比一般社会理性更高的公务理性之外，还应该考虑其裁量性选择的正当性理由。     

程序正义概念与标准的再认识

程序正义是一种法律理念 ,即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 ,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所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最值得注意的是程序规范的严格遵守和主体评价两个方面。既不能以实体的正义作为参照去评判程序的正义 ,也不能以程序的正义作为基准去决定实体的正义 ,实质正义才是唯一的选择。     

程序正义在刑事诉讼效率中的意义

本文认为,在当代,刑事诉讼效率与程序正义现念的引入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目前的中国,首先要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诉讼效率,因为程序正义中包含着活力和效率,并详细探计了程序正义的各方面对诉讼效率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