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十四五"时期,我国基层治理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包括社会结构持续变迁、社会价值观念更具现代性、人们对公共安全更加重视、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呈现交织叠加态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难以适应新形势等,需要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是要促进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的"四治"融合,三是要完善社区服务体系,四是要加快包括体制机制、专兼职队伍、经费和资源等在内的基础建设。     

社会企业与社会协同治理北大核心CSSCI

社会企业展现了从"经济人"向"社会经济人"转换的社会责任以及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欧美社会企业的经验充分体现了财富资本与社会治理同步发展的过程。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负责帮助社会实现一系列范围广泛的社会目标,这是社会治理的使命。本文基于营利性、生态性和社会性的三大原则的分设与制衡来探索企业的社会存在、企业的"公共利益"和"利他主义"理念如何向社区渗透以及社会责任投资内含着的协同治理的路径。"社会企业"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网格中的微自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网格是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新的治理单元。纵观各地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网格化实现了国家基层政权渗透和提升国家治理绩效的目标,但没有完成推动社会自组织治理的任务。借助网格化微单元的优势,在网格内组建居民微社团,培育居民自组织和合作能力,开展集体行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从而形成一种微自治机制,将是网格化承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使命的新要求和新内涵。     

论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与基层协商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变迁是驱动协商治理等多元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石,其变迁过程中基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基层政权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对基层协商治理的生发具有直接影响。在正式规则方面,基层协商治理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制度性契合是其生长点,而自身的制度功能缺陷又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在非正式规则领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价值旨归和伦理意蕴与基层治理变迁三大张力之间的耦合或冲突以渐进、内生的方式改变基层治理的格局;基层政权能否推动基层治理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商转变,主要取决于其实际能力和意愿,前者毋庸置疑,后者则视替代优势、治理成本、关键变量等元素的博弈结果而定。撬动基层治理变局的内外动力杠杆与路径依赖三大元素间的复杂关联构成宏大的基层治理场域,其具体走向值得进一步研究。     

全球治理北大核心CSSCI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非常崭新的话题：全球治理。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经历了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几个发展阶段和最后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于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称的原始社会的具体情况,我们且不去说.只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帝国主义阶段,便知道压迫必有反抗,特权带来争夺。于是战争不断．逞强称霸,愈演愈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局部战争至今仍在进行。广大人民群众和明智之士总希望实现持久和平、天下大治。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

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多维内在逻辑,分别是秩序和谐的生活共同体、多元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权责适应的责任共同体、社会进步与人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用制度、协商、情感等多维治理工具来实现其现代化建设,需要重视解决重构基层新型人际关系、扩大群众参与、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等难点问题。     

四位一体:“乡贤+”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绍兴市永和镇的个案研究

乡贤有独特的政治导向、经济发展、文化重塑和社会建设价值。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去发现乡贤、培养乡贤以及树立乡贤。绍兴市永和镇通过发挥乡贤文化优势、系好乡情亲情纽带、搭建各展其能平台以及营造共商共治氛围的举措,开辟出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道路。此外,乡贤治理也要关注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问题,加以现代化改造,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乡贤贡献力。     

社会治理新常态下的地方政府角色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力量,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在系统梳理已有理论中对政府角色经典演绎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治理新常态下所呈现出的诸多特征,进而提出地方政府角色历时性变革的时代命题。详细阐述地方政府在依法治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和集体行动网络等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战略举措中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的理性逻辑。并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存量改革、完善制度安排和加快社会培育等方面寻求角色转型的现实路径,以建立更具现代化的地方政府。     

“放管服”改革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耦合性研究

基于主要政策文本的梳理发现,“放管服”改革先后经历了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早期实践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主题的积极探索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题的协同推进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构和逻辑存在差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镶嵌在社会治理的总体演进历程中,社会治理先后经历了社会管控期、社会管理期和社会治理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也呈现出相应的结构和逻辑。“放管服”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并且在理念价值、运行机制和目标功能等方面具有耦合性。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理解和把握好“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推进“三社联动”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新要求。社区、社团、社工“三社”工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但同时又面临着力量不足、资源不够、活力不强、负担过重等问题。如何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联动发展,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近年来,平湖市在“三社联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民族传统的社会治理采纳探究北大核心CSSCI

民族传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民族政治文化的反映,更是民族地区维护社会稳定和少数民族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石,但是民族传统在信息社会和媒介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在党和国家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展现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在认识以少数民族传统的基础上探讨它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及可能性,并对民族传统的社会治理采纳方式进行探订。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省域发展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成熟市场经济中,作为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具有弥补政府缺陷和市场不足的一般功能。在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组织在市场不断发育成熟与政府职能不断转变过程中,扮演一种怎样的角色?文章通过在对我国转型期社会组织发展省域间差异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全国省域面板数据对社会组织发展差异性的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转型时期,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省份,对公共事务的治理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会比较快;在现行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内卷化省思：重解基层治理的“改而不变”现象北大核心CSSCI

内卷化被用于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后,尤其是借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泛化和滥用趋势,阻碍了对中国社会治理与变迁复杂现象的理论洞察。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内卷化概念在几次跨界使用中所发生的质变,理清内卷化原本所指称的变革现象,并通过解析基层治理中"改而不变"现象发生的不同动力源,试图说明当前基层治理中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须用新的理论概念来解释。在此基础上,文章提示了进行理论再思考的方向。     

上海浦东新区探索社区委员会模式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北大核心CSSCI

在上海实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中,街道和居委会两大组织至关重要。由于二者性质差异及主要关注点不同,实际工作中经常产生矛盾和冲突。多数情况是,居委会往往成了街道办事处（镇政府）的延伸机构,成为它的“一条腿”。居委会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是在完成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交办的各种任务,社区自治因此由其“课堂作业”变成“课外作业”,“行政压倒自治”的现象既非常普遍又实为无奈,社区自治的空间遭受严重挤压,社区治理受到严重制约。针对街居治理中的这一突出矛盾,上海浦东新区近年来通过组织重构、明确定位、激活机制等途径开始探索社区治理委员会,有效缓和了街居矛盾,提升了社会治理绩效。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情感建设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优良传统和法宝是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基层治理的工作写照,“弄脏你的脚”是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人心和情感”是基层治理的“灵魂”。文章从社会情感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出发,论证社会情感建设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和传统优势,分析、探索社会情感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路径。海南D村和西藏G村的实践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启示,其核心要素是“情”,主要包括：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做到“有情治理”;休戚与共,融情入理,引导群众参与式发展;命运与共,兼顾效率和公平,培育共同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真正成为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家园”。     

实施“融领”工程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的变化,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