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

推进“放管服”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的“先手棋”和突破口,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要确立责任、透明、回应等现代政府治理的鲜明价值取向,体现现代政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和诉求的鲜明特征,始终坚持“放管服”改革的初心使命、人民主体地位和职能转变导向。     

把握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的重点

目前实践中关于优化政务服务改革的政策措施和经验做法基本上是围绕着以下框架进行:一是明确政务服务项目(提供什么服务),二是提升政务服务基本要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三是合理确定政务服务的主体(由谁提供服务),四是合理确定政务服务的对象(向谁提供服务),五是改进政务服务的提供方式(如何提供服务),六是加强政务服务的保障(如何保障服务的提供)。     

以“放管服”改革优化大庆发展环境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大庆市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放管服"改革的内涵与重要意义为切入点,分析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现状及面临的挑战,提出大庆市"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着力点。     

十九大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目标、任务与对策

国际竞争加剧、国内竞争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建设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此,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即:持续简政放权、打造国际化市场环境,加强监管创新、打造法治化竞争环境,优化政府服务、打造便利化公共环境。     

深化人才工作“放管服”改革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在深化人才工作“放管服”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确立了人才工作“放管服”改革的主体政策框架,通过推进简政放权、强化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激发了人才活力。但在人才配套管理体制机制、放管方式、工作监管力度和服务模式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我国亟需健全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完善政策法规体系,以“管”促“放”改进人才培养方式,“放”“管”适度持续释放用人活力,建立科学化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创新人才引进和流动管理办法,强化人才服务意识,改进人才服务工作,更好地培养、引进、使用、评价和激励人才。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路径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整体性变迁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放管服"改革是助推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深刻变革,如何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就成为一个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课题。我们应以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指导,推进"放管服"改革理念创新,构建科学化新型监管机制,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恰切之道。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及其完善

与先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力推进的"放管服"改革更加强调权力调整的动态性、整体性、系统性,其对于优化政府职责、转变监管方式、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此轮"放管服"改革依然沿袭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运动化、政策化思路,并不完全符合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从职权法定、监管工具的动态调整、优化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则三个方面,"放管服"改革的行政法意义和合法性风险可以得到更加清晰的呈现。要提升"放管服"改革的法治品性,需要以《行政许可法》的有效实施为核心,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化的"放管服"改革委员会、激活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引入更广泛的专家和社会参与、完善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优化规制工具分析评价制度几个方面来实现。     

天津市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实践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放管服"改革事关政府自身变革,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各级政府理应落在实处。天津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天津实践中取得了减少行政审批、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务的骄人成绩,这些成绩进一步释放了改革红利,提高了人民群众获得感。     

黑龙江省“放管服”助力营商环境法治化研究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当前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偏差,简政放权明放暗不放、一放了之、放的含金量、协同度不高,服务理念和方式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以黑龙江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为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助力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投资热情和发展活力,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一项研究框架

伴随放管服改革在各个领域的深入推进,必然对社会治理创新产生影响,社会治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理应成为重要的研究命题。借助于建构型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放管服改革视域下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框架。分析2016年至2019年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发现,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治理方式、管理服务下沉、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加强乡村治理等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特征与范畴。将这些特征与放管服改革的理论蕴含进行关联性思考,可见社会治理创新与放管服改革具有明显的理论契合性,从简政放权、健全制度、优化服务等三个核心维度能够建构一种社会治理创新的可适性模型框架。这一理论框架与经验分析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域和重要的方法论借鉴。     

政府绩效管理视角下深化“放管服”改革研究

"放管服"改革将政府职能转变具化为放权、监管和服务三个维度,是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性、持续性的战略议题。通过"战略-结构-绩效"范式分析"放管服"改革历程,发现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模式是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必然选择。结合各地实践,建立"四个人民"绩效管理理论和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三角-环圈模型,尝试构建协同化绩效管理体系、科学设置综合化绩效管理指标、运用数据化绩效管理手段,旨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探寻新的发展理念、制度安排和优化路径。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逻辑

理顺政府纵向间关系,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深度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既对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实践平台。到目前为止,由于各方面对此的认识仍然不够和相关工作还有欠缺等因素,制约了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的推进速度与“到位率”。总体来看,应充分利用好“放管服”改革提供的机遇,细化对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定位,进而实现各层级政府职责的合理归位。同时,由于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程,还需要相关配套性改革同步跟进,从而为政府纵向间关系调整工作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在此基础上,从树立“政府间伙伴关系”理念着手,全面调整政府纵向间关系,以推动中国政府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江西省"放管服"改革:缘起、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

自"放管服"改革全面提出以来,各省市在简政放权、优化监督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革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证明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力武器。但是改革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挑战,以江西的改革为例:改革涉及主体问题突出、服务理念贯彻不彻底以及合作平台的非规范使用等。正是基于对江西"放管服"成就及其困境的梳理,援引合作治理理论,力求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企业、中介机构之间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培育合作主体、优化合作机制、健全合作制度、依托信息平台的具体实践中,破解改革遇见的难题,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路径与成效——以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标准为视角

通过梳理分配原则、分配格局、分配秩序等与收入分配制度密切相关的范畴的变迁历程,本文试图理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脉络,并以公平与效率为标准来衡量其成效.研究表明,即使渐进、联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等不良现象,但是它对公平与效率增进的效果却是显著的.之所以出现如此成效,本文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化改革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根本原因.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县域图景：成就与挑战

如何系统看待县域持续二十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首先,文章将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提炼为“规范审批权”,勾勒了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理想图景,提出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被改革主体不配合改革与被改革主体配合改革却偏差执行”的双重困境,并通过自上而下贯彻与自发探索两个维度从理论上分析何以破解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双重困境。然后,文章基于上述两个维度归纳了县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二十年取得的重要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县域二十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展现了政府从“全能的管理者”向“必要的管理者+贴心的服务者”的转变。在此期间,自上而下贯彻与自发探索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两个主旋律。鉴于此,自上而下贯彻推动行政审批事项遵循“应进则进”原则进驻县域改革主体的关联机构,从而使县域改革主体具备“最大”自发探索权限是迄今为止改革的“最优解”。     

职责同构与地方自主性:我国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逻辑北大核心CSSCISSCI

“职责同构”是对我国政府各层级间职能高度相似机构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的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模式的经验描述。以推进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为例,聚焦国务院、四个代表性省份及其所辖市,分析三级议事协调机构的职责同构性和地方自主性设置逻辑。研究发现,总体上议事协调机构的纵向职责同构程度逐级递减,结构同构性高于职责同构性;省级和市级表现出不同的同构性特征,省级注重对上同构,便于政策上传下达,市级更多体现本地特色,便于推进政策执行;通过调节结构与职能同构度,地方得以实现职责同构与地方自主性的有机融合。     

能源领域“放管服”改革:进展、问题与出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和智慧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领域"放管服"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依然存在有效宏观调控不足、投资项目核准方式创新不足、部分审批权明放实收、监管对接机制不畅、相关法律法规修订滞后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正在开启能源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新篇章,下一阶段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应把握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和举措。即:深化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需"平衡"上下苦功;创新能源投资项目核准方式,在配置"效率"上作文章;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在行权"规范"上出实招;强化多元监管协同发力,在治理"效能"上拓思路;加快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在监管"保障"上动真格;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提质扩围。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发展论析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行政改革,经历了组织调整、职能转变、能力建设和价值诉求的逻辑路径,下一步行政发展面临治理主体独大与社会基础脆弱、制度化与市场化、外部性与内部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四重基本矛盾,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