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与权力的博弈——以教廷多罗使华的中国"礼仪之争"为中心

1705年罗马教廷多罗使华是康熙年间中西关系的重要事件.多罗与康熙围绕"中国礼仪之争"所产生的冲突,彰显了自利玛窦入华以来耶稣会士传教的"适应策略"与教廷坚持原教旨路线论争的矛盾升级.挖掘中文档案文献材料,对多罗使华的整个使华过程,特别是多罗在京期间与清廷的交往、康熙谕令在华传教士"领票"政策出台及其实际情形做了细致的评述.罗马教延坚持原教旨的立场最终迫使清廷采取"禁教"的举措.     

万历三十四年：汉译《几何原本》

<正>一明清之际,有许多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除了传教,他们还传播介绍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其中的重点是翻译和介绍数学方面的成就。耶稣会士安文思曾在1660年对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进行总结时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除了上帝,传教事业赖以生存的只有数学。”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秋,     

解读利玛窦“由僧到儒”的身份转换

在中国近30年时间里，作为传教士的利玛窦，为了掩盖传教之目的，竟然一直不敢以“神父”身份自称，而是前十几年以“僧人”自称，后十几年以“儒者”自居。无疑，对于一个公众人物而言，这种身份上的转换不仅需要一种巨大的勇气与魄力，而且还存在稍有不慎就会使自己陷入更为难堪的风险境地。然利玛窦为何在异地竟敢“由僧到儒”进行身份上的转换？其实，对于此举，不仅利玛窦，乃至整个东方耶稣会都是经过缜密思考与反复衡量才决定的。因为，对利玛窦而言，无论是“僧人”，还是“儒者”，都不过是他掩盖自身真实身份的权设而已，并无特大之差别。但两者相较而言，僧人身份不仅没能促进传教事业的发展，反而带来重重困难与障碍，而儒者身份则既可弥补僧者身份上所导致的一些缺陷，而且还可推动上层传教路线的实施，以及化解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与挫折。     

金尼阁的语言学思想和礼仪之争

1610年后，在华耶稣会会长龙华民在耶稣会内部掀起了著名的“礼仪之争”，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是 Deus 的中文翻译。拉丁文 Deus 有两种译法：意译和音译。龙华民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支持音译，而金尼阁则支持意译。本文通过对金尼阁的《1610年中国年报》、《1616年给耶稣会总长的报告书》和《西儒耳目资》三份历史文献的分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金尼阁与“礼仪之争”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于 Deus 之翻译问题的看法，以及原因。本文并不赞同将“礼仪之争”简单地归之于欧洲传教士如何理解和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它更是欧洲传教士如何对待欧洲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之间关系的问题。     

试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基督徒之学术交往--以马若瑟与刘凝为中心

刘凝是清初江西的儒学家,天主教徒,宋元之际著名学者刘壎之后裔,编撰了17世纪中文天主教书籍序跋集《天学集解》。马若瑟是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耶稣会“中国索隐派”的重要代表,传教士中的汉学大家。马若瑟在江西传教时,与刘凝结下深厚友谊。刘凝在小学考据方面的治学风格影响了马若瑟对中国语言与经典的研究。通过考证刘凝与马若瑟的学术交往,重点分析两人在基督信仰、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几个方面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揭示出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儒家基督徒与来华传教士,如何诠释中国的文本和思想,弥合中西文化之差异。     

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分析

著名耶稣会士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地位以及所做的贡献,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关于利玛窦在华经济活动及其经济伦理观的研究,学界所论不多。利玛窦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其生活状况、经济活动与世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秉持"量入为出""谨慎地消费每一个铜板"的原则,探索出适合中国教会发展的支出原则。他"受俸不做官",开传教士供职朝廷之先河,体现了"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的传教理念。     

利玛窦的朋友圈

<正>一1583年,利玛窦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一年他31岁。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的中部教皇邦安柯那省的马塞拉塔城,小时候就进入该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16岁时到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他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并继续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学习哲学和神学,同时师从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学习数学。后来,他自愿到远东传教,于1577年参加了耶稣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团。在葡萄牙候船期间,他曾在高因盘利大学学习,     

《利玛窦中国札记》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从安文思与汤若望之间的恩怨论说明宫廷耶稣会士

安文思与汤若望两位耶稣会士历经明清鼎革,但是因为二人经历不同,在清朝所受待遇迥异.二人也因此结怨,并延及耶稣会内部,引发争论.随着相关文献的公开,更多二人之间恩怨细节被披露.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政治变局中多方押宝,而耶稣会为了传教事业,在明清动荡的政局中传教策略也常常自相矛盾,从而引发耶稣会内部冲突.     

罗文藻及其在"礼仪之争"中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17世纪中叶以降,葡萄牙和西班牙国势中衰,罗马教廷试图借此机遇,从葡、西王权处收回"保教权",以重现往昔的辉煌.为此,罗马教廷设置了"宗座代牧"体制,并派出以法国外方传教会为主体的传教士前来中国,以扩张教廷的影响力.这派传教士坚持反对利玛窦一派的传教方针,"礼仪之争"的烽火重燃.在这场事件中,第一位中国籍的天主教主教罗文藻(1616-1691),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以超时代的视野与魄力与"欧洲中心论"代表性人物罗马教廷的"神学权威"闫当(Carolus Maigrot,1652-1730)展开斗争,维护了教会的传教事业.同时,他坚持传教事业"本土化"策略,遵从中国礼仪,维护了中国礼仪.罗文藻在"礼仪之争"中的文化抗争,展现了部分中国人在明清之际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光辉形象,值得当下学人仔细研究.     

基督新教在近代香港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

近代香港是基督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避难所和集散地。为拓展传教事业,新教教会及其信徒采用文化手段辅助传教,在近代香港开展了大量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传播。入港传教士的汉语言研究成果为中西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新教传教士在港积极创办学校、出版各类书籍和期刊,促使大量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理雅各等传教士通过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书立说或回国后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促使中国文化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论冯秉正神父在上古史论争中所使用的学术方法

18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神父，在华40余年，著作颇丰。他受康熙帝命令，曾编译十二卷《中国通史》，奠定了近代欧洲汉学历史研究。他用天文学方法讨论中国上古史纪年，以中国式的证明方式来证伪《竹书》和《路史》，以及他因中国上古史纪年的影响而对《圣经》希腊七十子译本的选择，展示了他独特的学术方法和见解。该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之间有关上古史论争这一学术盛况。     

索隐派与《儒家实义》的“以耶合儒”路线

马若瑟《儒教实义》是一本以儒家经典作为研究对象的书,内容涉及天学、鬼神、灵魂、伦理、丧葬、祭祀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对"索隐派"背景知识及马若瑟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大体介绍、对《儒教实义》基本内容的概括,研究作者是以何方式杂糅儒耶、传达天主教天主上帝之理的,从而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及其对中国儒家思想的诠释路线。     

“难民之父”饶家驹

<正>饶家驹(1578-1946),原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出生于法国桑特市,1894年入耶稣会,在英、比修道,获硕士学位。1913年饶家驹到上海传教。他一到上海,"随后穿长衫,拿起筷子来吃饭,读中国书,讲中国话,跑到乡下去,和民众打成一片"。初在徐家汇学习中文,同时任徐汇公学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1914-1934年,他在虹口圣心堂管理外侨包括日本教徒。期间,兼任公济医院理事会主席、天主教所办     

再论Matteo Ricci之汉名"利玛窦"及尊名"西泰"

耶稣会传教士Matteo Ricci(1552-1610)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本土文化,替自己起了汉名"利玛窦"和尊名"西泰".但"利玛窦"这一中文名出现的时间、来源和意义,以及尊名"西泰"到底是字还是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利学资料》中的一些细节、方济会士利安定神父的一封信以及意大利语语音规则,并通过查阅三类中西文史料:明朝宫廷记录、利玛窦友人为其汉文作品所作的序言以及利氏本人的记载,证明"利玛窦"这一汉名取自1585年之前,是由其原名"Matteo Ricci"根据意大利语发音音译而来,并参照中国姓名文化而最终确定的.其中,"利"为姓,"玛窦"为名.其尊名"西泰"为号,取自1585年8月到11月间.     

试论《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的意义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首刊于巴黎。作为17、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的阶段性集大成之作，《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在继承前辈传教士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些进步既源自传统领域（地图、诸省）新素材的积累、新研究的深入，也源自新领域（周边民族）的拓展，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昭示着西方早期汉学发展的某些趋向。     

中国学简介

中国学,旧称汉学或东方学,国外研究中国的统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政治、文学、语言、艺术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中国学,主要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字.十六七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各国传教士蜂拥来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第一代汉学家.早期的汉学著作,都由他们完成.1581年,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著有《天学实义》、《西字奇迹》、《关于耶稣会进入中国》,还与徐光启等合作译述了《几何原本》、《万国舆图》等,被称为"西方汉学的先驱".金尼阁(1577-1628)继承了利玛窦开创的事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播科学的动机浅探

基督教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教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科学的传播,文章对他们这么做的动机进行了探究,一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二是为了打破当时中国盛行的迷信;三是为了推动中国文明进步;四是希望通过科学让中国人认识和接受基督教,去和和他们一样信仰上帝。     

18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古代修辞学的传播 ——以马若瑟《汉语札记》为例

在晚明耶稣来华会士中,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汉语修辞学知识的是清初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他1728年完成的代表作《汉语札记》是世界上首部同时论述汉语文言和白话的语法书,在西方汉语研究历史上影响深远;不仅如此,该书还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古汉语的文体和修辞知识,在中国古代修辞学理论的西方传播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创性意义.《汉语札记》不受缚于西方古典修辞法,借鉴中国古代语文学研究成果,受南宋学者陈骙的影响,写作中也参考了陈骙的修辞学专著《文则》,对古汉语文体风格及修辞特点进行了论述、归纳和总结.     

《葡华辞典》中的散页文献研究

现藏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葡华辞典》是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史上最早、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本文首次全面公布了《葡华辞典》的档案散页,并依据这些散页确定《葡华辞典》的作者主要应是罗明坚,而不是利玛窦,并对学界所讨论的《葡华辞典》和《汉葡辞典》的关系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