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体系解释层次论——兼以“赵春华案”为实践检验样本

刑法体系解释是一种重要的刑法解释方法,当下多数论者将其界定为:将刑法规范置于刑法典这一体系当中,联系刑法相关法条进行解释。但是,这种界定只是刻画了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的一个层次,存在逻辑论证不完整、层次不清晰、难以有效指导实践等问题。刑法体系解释之"体系"作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整体,应当划分为条文体系、章节体系、刑法典体系、法秩序统一体体系、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等五个层次:第一,应当确保同一条文内部的逻辑自洽,对刑法用语和某一款项的解释不能违背其所在条文这一最基础的体系;第二,要将条文体系的解释结论置于所在章节之体系进行检验,使其与所在章节相协调;第三,将解释结论放在整个刑法典体系当中进行审视,避免与其他条文相矛盾,尤其是不能与刑法基本原则等一般规范以及刑法的基本目的相抵触;第四,将解释结论放在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进行考量,不能做出与民法、行政法等法律相冲突或违背刑民界分、刑行界分基本理念的结论;第五,刑法解释的结论除了要与上述的规范逻辑体系相协调,还必须同时与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相融洽。在运用刑法体系解释方法时,应当遵循依次递进的五个层次,使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得到坚守,令刑法规范与社会情理价值得以深度融合。以"赵春华案"为检验素材,可以看到刑法体系解释五层次论符合科学的逻辑认知路径,能够较为圆满地指导司法实践。     

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路径新探

如何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是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客观需要。本文主张以"刑法正文"———"体系化的文义",作为区分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标准。在刑法正文范围内揭示需要解释事项的体系化文义的,是解释;反之,是类推。与"字面含义"、"真实含义"、"通常含义"、"可能具有的含义"等概念不同的是,"刑法正文"是一个结构性概念,表现为从"点"到"面"再到法律体系之整"体",它首先着眼于某一个具体的刑法分则条文,并进一步地关注与这一分则条文具有密切联系的若干个分则条文,然后是刑法分则以至整部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体系范围内,发现待解释事项的"体系化的文义"。     

刑法伦理解释论

刑法解释问题的关键是依照什么价值原则和指导思想来理解和适用刑法条文,对此,迄今为止的各种刑法解释理论都没有给人们以正确、简单的指导。本文提出的“伦理解释论”认为,最好的刑法解释应当在刑法文本用语的最大含义范围内选择、适用最符合公众善恶观念的含义。“入罪解释论”和当下流行的“出罪解释论”都是荒谬和错误的。与“合乎伦理地解释刑法”相比,由谁来解释刑法、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刑法并不重要。     

《民法典》概括条款的识别标准与类型构造

民法学界对于概括条款的认识存有分歧,至今仍无共识。精准界定概括条款必须遵循“形式特征+实质功能”双重标准。形式特征为不确定性、要求价值补充、不可直接涵摄以及结构上的兜底性;实质功能为接受援引、灵活适应以及授权。遵循此标准,《民法典》中存在微观层次、中观层次以及宏观层次三类概括条款。微观层次的概括条款可称之为小概括条款,调整的是民法中的某一条规范,作为某一条款的兜底条款;中观层次的概括条款可称之为中概括条款,调整的是《民法典》中的某一分编,作为某一分编的兜底条款;宏观层次的概括条款可称之为大概括条款,作为整个《民法典》的兜底条款。三类条款均是转介条款,均适用案例群方法,但是由于各类条款解决问题的不同,形成各自案例群所转介的因素也遵循从微观到宏观的原则。     

注水肉类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体系解释

对于注水猪肉或注水牛肉,只要符合前置法所要求的质量标准,就不应当被认定为刑法中“掺杂、掺假”或“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大量引发争议的有罪判决。主要问题在于刑事司法忽视了刑法条文体系解释的运用。条文体系解释是避免司法合法与个案正义相冲突的第一道防线,其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基础与指向为同类解释规则与法益保护目的。同类解释规则的基本内容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参照的是刑法列明的最严重行为或后果,功能在于作为出罪或刑轻的理由。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内核为消费者权益,其次才是市场秩序。按照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前置法或前置规范中属于合格产品的,不应被解释为刑法中的伪劣产品。合格产品是构成本罪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解释的限度条件。     

刑法解释理论的基本问题

刑法解释论的性质应理解为刑法学的方法论。刑法解释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存在于刑法适用之外。刑法解释的对象应界定为刑法条文。刑法解释与民法解释在解释原则、解释方法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刑法解释的主要方法应当包括文理解释、逻辑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刑法漏洞不能通过刑法解释,而只能以立法的方法进行补漏。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及其方法论意义:一个本体论的证成

同类解释规则滥觞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体系，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刑事法学领域后受到学界关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我国大致经历了有实无名、初始关注、本土起始、研究深入等四个阶段，但仍存在理论研究碎片化、实操性不强、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融合度不高等不足。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用于对特定词语的分析、对加重犯或加重情节的认定以及对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性认定，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应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场合（条件）限定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能够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列举的事项归纳出“同类”要素。从体系定位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刑法体系解释的下位概念，其运用是一个多种解释方法融合的过程。从基本属性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一项中性的法律解释规则，该规则本身并不具有限制或者扩张的价值属性，也没有严格限定的主体要求。从价值导向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层面的实现，其操作过程运用的类比方法，既是法律推理中逻辑关系的彰显，也维护了逻辑对推理过程的约束力，其遵循的同等对待原则和正义理念，则是对刑法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和维护，确保了刑法解释结论的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     

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可分为3个阶段,相对于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较为滞后。我国刑法分则的条文体系在信息时代要适用于网络空间,需要特别关注多发犯罪条文表述中的"关键词"并结合网络在网络犯罪中的地位演变这一时代背景作扩大解释。从整体上讲,解释关键词的重点要从关注"技术性"关键词向关注"规范性"关键词转变。未来的解释需要充分利用3种解释机制,同时要敢于拓展解释的领域和视野,通过扩大解释我国刑法分则章节名称中的"关键词"、罪名体系中的"通用词"等非条文性关键词的含义,充分增强我国刑法在信息时代的生命力和适用的可能性。     

注重体系解释 实现刑法正义

法解释是指"探求规范的法律意义";刑法解释当然是指探求刑法规范、规定的法律意义。狭义的刑法解释是指探求作为文本的成文刑法的法律意义;广义的刑法解释则可谓刑法的适用,使规范与事实进入对应关系,解释规范、剪裁事实并且目光不断地往返于规范与事实之间,从而形成结论。体系解释,一般是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暴力手段

暴力作为犯罪手段在我国刑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并且出现在许多条文中。暴力对于这些条文规定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还是彼罪以及量刑轻重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暴力在刑法中具有什么样的内涵,目前还没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学者们虽然作出一些学理解释,但内容不一样,甚至同一学者对刑法不同条文中的“暴力”又作不同的解释,随意性较大。“暴力”作为刑法中的法定用语应当有其规范的含义,这样不仅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而且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法律。一、暴力的界定暴力,从字面上讲,暴是凶恶、残酷;此处之力是肌肉运动…     

从《民法总则(草案)》看民法典条文形式性编纂技术——部分基于法律条文大数据分析对比技术的编纂建议

民法典的编纂技术体系分为微观条文编纂技术和宏观体系编纂技术,微观条文编纂技术应该区分条文形式性编纂技术和条文实质性编纂技术.条文形式性编纂技术主要包括直接汇编和形式意义修改两类.以民事法律为主要形式编纂对象,以相关司法解释为辅助形式编纂对象,二者适用不同的具体编纂技术.利用法律条文大数据分析对比技术,可以“举一反三”地统一对结构类似的条文适用相同的条文形式性编纂技术.条文形式性编纂技术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具有限制性适用要求,同时应该借助法律条文大数据分析对比技术避免形式性遗漏.     

贿赂犯罪慎改论

修改贿赂犯罪刑法规范应当慎重。不宜将贿赂犯罪的对象要件修改为“财产性利益”。应当充分运用刑法解释方法，从现行刑法分则的“财物”概念中发掘动态内容。有必要在保留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基础上，通过刑法解释发挥其规范性功能，化解相关适用性障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设置具有合理性，应在捋清刑法条文关系与全面理解相关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明确不正当利益的内涵，而非直接取消或者修改现有规定。必须在用足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根据惩治腐败的现实需要增设影响力交易罪，避免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交错的进一步加深。     

罪刑法定原则下扩张司法解释的适用

一.扩张司法解释存在的合理性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扩张解释是指根据立法精神,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将刑法条文的含义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在扩张解释的情况下,解释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罪刑法定原则充分体现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限制。随着刑法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确认,“两高”能否对刑法规范进行扩张解释,成为人们的一个争论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有明确规定的,只能按法律的本意理     

签名笔迹案例"宏、中、微"各层次特征数量规律统计研究

本文旨在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统计研究签名笔迹特征的数量规律,客观认识在签名笔迹检验鉴定中各层次特征的应用.收集30份案例的鉴定书,统计签名笔迹各层次各特征的使用情况,认识特征的内在价值规律及在检验鉴定中的具体作用.经统计发现在检验鉴定过程中,微观层次特征使用率高、中观层次特征使用率较低,宏观特征使用率最低.持认定与持否定鉴定意见的案例有不同的侧重特征,本统计研究为签名笔迹量化提供数据基础.     

刑法解释方法的具体运用

刑法解释是指人们对刑法规范含义的阐述。刑法解释的主体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法学家、公民、社团等。即任何人都可成为刑法解释的主体．只是解释的效力不同而已。刑法解释的对象是刑法规范（条文）。包括刑法典、刑法修正案、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刑法条文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这是由刑法的普遍性、稳定性、概括性以及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     

中国刑法的宪法根据及其约束力

刑法典中“根据宪法”的规定，明确了刑法的权威源自宪法。只有刑法立法符合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刑法司法没有代行刑法立法权，才能实现刑法权威。由此，须划清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后者应限于对刑法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基础性规范之外的规范的补充和修改。刑法修正案经过一次或二次审议后又新增条文的，应对该新增条文重新进行三次审议。刑法司法解释容易产生争议的是罪量标准、类推解释抑或扩大解释、是否直接造法三类情形。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基于自由主义思想提出法益保护原则也与我国宪法不符。特定行为只有侵犯宪法上具有基本性的社会关系，才能将之规定为犯罪，现行刑法将妨害兴奋剂管理行为犯罪化存在疑问。宪法中的权利规范是刑法解释的主要根据，因而刑法的合宪性解释的基本性质是保障人权的出罪解释。要实现刑事制裁的合宪化，须完善剥夺政治权利刑，废除没收财产刑。全面而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下宪法与刑法的关系，是形成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反思我国刑法解释的范畴及其体系--以刑法解释的效力层次为视角

刑法解释可分为正式解释与非正式解释;正式解释又可分为规范性刑法解释和适用性刑法解释;非正式解释又可分为刑法学理解释与刑法任意解释;规范性刑法解释是指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分为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适用性刑法解释,即法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依法行使刑事司法权,结合具体案件针对刑法条文作出的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新塑造:“主观的客观解释论”

当下我国刑法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采取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探究社会秩序的客观精神”以谋求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评价”,在所有刑法解释方法中,刑法客观解释轻易获得了优位权。然而,法律的形式主义与概念主义传统固然有其缺陷不能否定,以扩张为导向的刑法客观解释导致“客观解释等同于扩张解释”,形成了网络时代刑法网络治理的入罪化,并造成法律公权力对技术性网络空间自由的伤害,对网络时代公民自由权利的忽视。针对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新型违法犯罪行为,应警惕客观解释论的过度使用;结合主观解释论的法治基因优势,宜以“主观的客观解释论”重新塑造网络时代刑法的客观解释论,即在网络犯罪的解释适用中,以客观解释为基础,同时其解释不能超出“刑法条文的语言原意”之范围,以主观解释作为客观解释之限定。     

行业协会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的作用

知识产权战略正受到广泛关注,研究指出,我们应分层次建立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战略体系,如将知识产权战略分为三个层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等。政府、行业、企业在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上发挥各自的功能, 将共同促进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然而,在如何实施知     

课程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本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课程结构所蕴含的社会学特征。课程结构主要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考察权力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以及学校课程配置中的作用;中观层面主要探讨不同学科之间地位呈“阶层化”的实质;微观层面通过对学科内部知识结构的分析,揭示其蕴含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