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出发的对立统一关系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是国际法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国际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人权的国际保护,而国家主权的特征则是对内的最高权威和对外的独立自主.虽然人道主义干涉对国家主权会有一定的损害,但因为国家主权的相对性,人道主义干涉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本文指出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可以发现两者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在实践中我们既要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又要保证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建立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化制度,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有效手段.     

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法律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分析

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权利滥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首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予以界定,历史上有大量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人道主义干涉违背了国际法上的三个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威胁或使用威力原则。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公然侵犯被干涉国的主权,武装干涉被干涉国的内政,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它们貌似尊重人权,其本质就是要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的内政,以达到它们的目的。我们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     

论国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从产生之日起便颇具争议。人道主义干涉对现代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律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本文从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展开分析,提出了对其进行国际法规制的建议,人道主义干涉制度的重构——建立惩治违反人道主义行为的国际法规制。     

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

"人道主义干涉"在历史上并非新鲜事物,但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受人瞩目,尤其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达到了顶峰。"人道主义干涉"虽为很多西方国家及其学者所倡导,但其无论在理论上,法理上还是在政治、机制方面都面临着难以跨越的困境。     

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北约对南联盟的武力威胁和军事打击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界定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入手 ,分析了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 ,认为其并未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 ;在研究了联合国成立以来的集体人道主义干涉、特别是 90年代的实践之后 ,进一步指出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任何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都是非法的。最后 ,作者论述了对人道主义干涉限制的必要性 ,并从规范化的角度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合法化的条件     

论国家主权与国际人权的辩证关系

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但是,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有制约和限制的。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主权。人权,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人权具有国际性;然而,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国家主权高于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现点,违背当代国际法,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     

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

人道主义干涉从产生之日起一直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至今国际法还未对此作出规定。冷战结束后,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干涉便屡有发生。特别是1999年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轰炸南联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一直是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试从现有的国际法并且结合冷战后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中探讨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     

从对干涉的分析看国际社会的民主化

一引言干涉是国际法当中存有难点较多的概念之一。纵观当代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干涉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说,在19世纪其最初出现时,干涉经常是以武力干涉(armed intervention)的含义而被指称;发展到今天,每当提及干涉,人们较多的是指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本文试图从干涉的定义出发,较多的参照     

关于国际法上“人道主义干涉原则”的界定

人道主义形成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一开始作为保护他国国民免受残酷迫害的合法借口演变到今天为大国借以干涉他国内政事务、插手地区冲突以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实为于其初衷不符,而隐藏其后的是各种纸质资源、自然资源的争夺。对于人道主义我们出赞许态度,经历了人类历史这么长时间的洗涤,人类出于对战争以及其他灾难的恐惧和自我人权意识的觉醒,设立了各种规范以推进人道建设,保障人类基本的生存权,人道主义法的新兴和发展既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国际法视野下的单边人道主义干涉

只有在联合国的批准或授权下,或经被干涉国的邀请,国际社会才能对发生于一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实施人道主义干涉。而西方大国越来越倾向于擅自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武力介入他国。这种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多是某些国家实现一己私利的工具,从未成为国际习惯,也违反《联合国宪章》,因此是违反国际法的。而联合国现行的体制无法有效发挥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方面应有的作用,使大国有了擅行干涉的口实。为此,应完善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体制。     

美英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国际法分析

美英绕开联合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是对伊拉克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是违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伊拉克战争不仅使伊拉克人民再次蒙受战争带来的损害,而且会给整个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将深刻地影响到今后的世界格局。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建立在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基础之上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面临新问题时显得危机重重。国际情势的变迁,严重震荡着安理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确立的权力秩序,与此相关,国际法律秩序也遭遇严重挑战。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各有利弊,其中涉及诸多的国际法律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安理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期望由此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犯罪的国际法控制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来惩治针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恐怖袭击活动。1998年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纳入法院管辖范围。2003年《安理会第1502号决议》进一步完善了规约的规定,并要求各国也在国内立法惩处这类犯罪。     

论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问题

刑法上的“合法性原则”要求一个法庭必须“依法成立”。法庭只有“依法成立”,才有资格进行审理、并在确定被告有罪时对其进行定罪。刑法上这个原则,当然也适用于国际刑事法庭。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已成立了不少国际刑事法庭。尽管这些国际刑事法庭的宗旨和目的相同,但它们的成立方式却各不相同: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是塞拉利昂政府与联合国通过签订协议而成立。虽然,成立方式可以不一样,但都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本文将通过案例分析,来探讨这些国际刑事法庭在实践中是如何论证和裁决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合法性”原则的法理问题。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主权论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由此形成了不同派别的主张。影响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最深层次因素是主权,不同的主权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主权又决定于其所处时代的情势。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发展的新动向对传统的主权观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从"主权"与"治权"两个维度去理解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主权观,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

经济全球化对各国货币主权都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近来,我国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断遭到西方国家的指控和非难。但是,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的货币政策是行使国家货币主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方式,符合IMF和WTO协定等国际法律文件的规范性要求,具有“合法性”。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汇率政策违反IMF和WTO协定是站不住脚的,干涉了我国的货币主权,而且缺乏国际法上的依据。     

平等视野中的消费者权利解读

虽然从产生之初人类就一直进行着消费活动,但消费者权利的提出却并非与人类消费行为的出现同步。消费者权利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主要表现为消费者问题的产生和消费者保护运动的开展。消费者权利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手段,其产生昭示了法律对平等的追求,是人权的平等观和平等的正义观的体现,具有正当性。     

中国法治的曲折进程与完整内涵——阅读《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

《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在全面展示中国法治成就的同时也在揭示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基本规律。在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之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法治建设反映了法治发展规律,已经形成的关于法治的规律性认识包括:政党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治价值观,由有限政府理念到政府责任观念,社会建设与社会权利,人民民主和人民法治的意识形态,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等等。这些基本观念和思想已经和正在影响着法律制度的进步和法治国家的实践,构成中国法治未来发展的思想主线和文化基础,中国法治也因此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完整把握中国法治的内涵,必须立足于中国法治的宏大体系,视政党为中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加深人权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确立社会法治对中国法治的意义,以及发展法学教育加快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反思国际人权机制

2007年3月起开放签字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体系在保护人权领域的最新努力。与以往的多数人权条约一样,《残疾人权利公约》列举了具体权利、构划了报告体制,同时通过任择议定书设计建立一套来文制度。这意味着在国际人权法上又添加了一套体制。虽然从权利保护发展本身看,这一公约的出现丰富了联合国体系的人权保护内容,但是从国际法治的理念上看,它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特征的继续与延伸,本质上不仅无益于国际法治的完善,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际法维护人权各个环节的成本。现阶段有必要考虑将包括人权、环境等领域的规范进行编纂,将相应机构进行整合,以推进国际法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