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简介

“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简介韩镇涉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设想包括两个不同概念的“圈”：一种是以国家为单位，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全范围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图；一种是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其后盾，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局部区域经济合作圈。这两种形式的合作圈既有联系又...     

韩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分析

韩国参与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分析李靖宇，冯笑春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从６０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并由战后一片废墟的东方小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在世界经济呈现区域化趋势的今天，韩国参与...     

RCEP生效背景下日本区域经贸合作动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生效对于深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再平衡背景下,日本选择参与RCEP,不仅说明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日本经济增长,而且对完善其广域经济合作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会继续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强化与区域外的美国及印度合作,并积极参与新经贸规则的制定,以提升其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扩大经贸协议覆盖范围、争夺经贸规则制定权。RCEP生效后,中日经贸相互依存将进一步深化,但日本调整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强化国际经贸与战略竞争,亦将对中国产生影响。     

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中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分析与比较

中国和印度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20世纪末以来,两国都在加强各自的区域经济合作.本文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并对中印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特点进行了比较,探讨了二者的共性与不同.     

泰国区域主义及其主导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尝试CSSCI

当前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呈现多层次、多领域交叉重叠的复杂特性。以往对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侧重区域外大国分析视角,本文从次区域内中小国家视角,以泰国为分析对象梳理泰国区域主义的演进历程及其主导次区域合作的尝试。受历史认知、经济实力等因素影响,泰国一直抱有成为中南半岛次区域中心的诉求。总体来看,泰国的区域合作政策存在参与和主导两种不同的路径。“黄金四角”机制和三河流域合作机制是泰国试图将自身打造成区域中心的重要载体,并且,泰国以中南半岛次区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机制呈现出一种“曼陀罗”结构。泰国在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及对主导地位的追求,揭示了中南半岛次区域合作层次互动的复杂性,也使得中国在推进“澜湄合作机制”进程中需注意泰国在中南半岛地区的地位诉求。     

韩国西海岸与环黄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

韩国西海岸与环黄渤海地区的经济合作吴德烈环黄海、渤海地区是东北亚地区西南部的“金三角”，投资环境好，经济合作有着极为广阔的前景。这里是韩国、日本、美国及台湾省企业家感兴趣的热点地区。随着朝鲜半岛政治气氛的逐步改善，这个区域的国际经济贸易及技术合作将会...     

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为例

微区域是区域合作新的实践重点。以"跨合区"和"经济走廊"为代表的跨境合作在全球方兴未艾,我们将此类跨境合作界定为微区域合作。文章以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为研究中心建构微区域概念,建构包含微区域与"宏—次区域"的"大区域",以此为基础将微区域安全分为内部安全与微区域间安全,并通过对安全"内渗"与"外溢"效应的分析,探究微区域安全治理的逻辑。文章将"一带一路"视为一种"大区域",将"大湄公河次区域"视为一种微区域,在上述概念与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究"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及其治理的逻辑。文章认为,安全既是"大湄公河微区域"产生中的固有要素,也是其当前发展的瓶颈,在"内渗"与"外溢"效应下,"大湄公河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关键在于要以中国—东南亚间的规范协调为基础,以在"大湄公河微区域"与"澜湄合作"对接中建构微区域安全规范为重点,最终获取中国参与微区域安全治理的合法性。     

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及模式选择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发展相对滞后.东北亚地区各国要避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被边缘化,就必须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受相关因素制约,这一地区合作将采取有别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的模式.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战略利益,需要审慎制定参与和推动这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策略.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下的中越"两廊一圈"合作

2004年10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就“两廊一圈”合作达成共识,并开始启动。本文分析了“两廊一圈”合作的背景、内容、目标,并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两廊一圈”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中的定位和功能。本文认为,“两廊一圈”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中越合作,而且将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中越两国区域分工与合作的一项创新,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东北亚经济合作设想”简介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设想包括两个不同概念的“圈”:一种是以国家为单位,以中央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全范围的东北亚经济合作圈;一种是以国家和中央政府为其后盾,以地方政府为主体进行的局部区域经济合作圈。这两种形式的合作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在东北亚经济合作方面,近来出版了不少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屿仓民生主编的《东北亚经济圈的胎动——东西接近的新开拓地》(1992年5月,亚洲经济出版会出版),韩国金成勋、金泰弘、     

面向“九七”的粤港经济合作

面向“九七”的粤港经济合作陈乔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已在办公室里挂起一个倒计时器，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地计算着９７年的到来。面向“九七”香港回归祖国，粤港之间的经贸合作将何去何从，这是粤港两地学术界、工商界和广大同胞共同关注的问题。恰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中...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固本强体”及战略合作

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固本强体”及战略合作隋映辉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已证实了处在加快经济国际化和对外开放的中国已很难置之度外。作为合资合作和进出口的重点地区之一，东南亚及东亚货币贬值将直接削弱了中国出口的竞争力...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以RCEP为中心CSSCI

2019年RCEP谈判取得重大突破,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想之一的由东盟主导的“N个‘东盟+1(2)’FTA→RCEP→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正在取得成功。RCEP签署后,将结束东亚长期处于的“成熟的生产网络、紧密的区域内贸易”与“缺失整体性经济性合作制度安排”的不平衡状态,向世界传递亚洲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多边主义、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广泛共识。在后疫情时代构筑生产网络的原则从“效率”向“以安全为前提的效率”转变下,RCEP的制度保障将为该区域提供更加稳定的具有可预期性的经济环境,从而有利于增强在该区域内构建生产网络的信心,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内各国的社会总福祉水平,推动亚太区域向经济一体化迈进。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韩国机制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问题分析

韩国是中国在东北亚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之一。在韩国对中国主要实行经济外交,对美国主要实行安保外交的情况下,韩国仍认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经济机遇也是安保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区域联通性的增强,韩国文在寅政府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持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因此,中韩共建"一带一路"既是巩固中韩关系的可靠路径,也是地区局势的稳定锚。具体而言,中韩在政治安全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平台,推动区域合作组织的建立;在经济上,以亚投行为纽带,倡导构建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文化上,保持多元交流,强化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