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规模产品侵权的举证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分析案例

"三鹿奶粉事件"引起人们对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的思考,而我国法律并未就大规模产品侵权问题作出规定。基于大规模产品侵权的特殊性分析,应该在大规模产品侵权举证责任分配方面为众多的受害人提供充分的、及时的救济,由政府为受害人提供产品缺陷举证责任上的帮助,并且实行因果关系推定。     

证券操纵行为民事责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操纵行为受害人的民事救济力度明显不足 ,其根本原因在于 :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受害人举证责任过重。本文结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深入剖析了受害人在现行证券法的民事责任制度下被赋予的沉重举证负担 ,指出了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则规制操纵行为的局限性和弊端 ,建议以减轻受害人举证责任为出发点 ,从过错推定、行为调查、损害界定、因果关系推定四个方面重新构建操纵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     

大规模侵权救济问题研究

大规模侵权责任须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以被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且受害者众多，发生原因同一或同质，救济困难。从我国法制环境看，产品责任、药品责任和环境污染责任是主要的大规模侵权责任类型。目前对此种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有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基金、责任保险、惩罚性赔偿和举证责任倒置及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此四种救济方式而言，法技术上的可为之处主要在于认定此类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被告之间的责任承担。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被告证明其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在责任承担上，由加害者在无法反证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情形下，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责任。     

论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该制度有悖,临床医学科学且缺乏法律依据,随着患方举证能力的显著提高,建议借鉴"妨碍证明"制度,立法上保障患方举证权利及完善医疗证据保全制度,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侵权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确保司法结果公正合理.     

论医疗损害责任之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及其分配在医疗侵权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坚持了过错责任原则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主导地位,同时针对医疗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以附条件的过错推定原则为辅,但在因果关系与过错的认定举证责任分配上,我国现行的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仍存在一定不足,需要进一步制定举证责任缓和等具体规则,以及建立科学的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     

对室内环境污染侵权的思考——以邵某诉某家具公司室内环境污染纠纷案为例

室内环境属于《环境保护法》所规范的生活环境,室内家具污染致人身体健康损害构成环境污染侵权。作为特殊侵权,室内环境污染案件依据《侵权责任法》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受害人提供其身体健康损害证据及其与加害者的家具释放的污染物相关,进行因果关系推定,家具生产者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的身体健康损害与其生产的家具没有因果关系。保留诉权的法律规定对因室内环境污染致人身体健康持续性损害的受害者提供了持续性司法救济的空间。     

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认定之不足及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的特殊性 ,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实践的发展 ,许多国家在此领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而我国的因果关系理论发展滞后 ,在实践中常常以举证责任倒置代替因果关系的认定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对实际问题的解决也难免捉襟见肘 ,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科学的因果关系理论 ,对其扬弃、整合。     

医疗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研究

医疗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对于医疗侵权诉讼中当事人诉讼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医疗侵权诉讼中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一般性理论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在医疗侵权诉讼中适用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完善措施。     

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相关概念辨析

刑事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刑事证明责任的正置与倒置等相关概念之间的正确区分是分析我国刑事案件证明责任倒置问题的前提。举证责任是证明责任的第一重含义,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证明责任倒置本属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但在刑事法律中存在着证明责任正置与倒置的情况。     

论土壤污染侵权的责任认定

土壤污染侵权是伴随着社会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环境污染侵权。土壤污染因其复杂性、隐蔽性、潜伏性、长期性等不同于其他污染的特点,致使其侵权责任的认定成为案件处理的难点。在土壤污染侵权案件中,及时有效地确定侵害主体和受害主体,合理分配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正确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案件争端的解决具有关键作用,直接关乎受害人权益的救济。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理论,它不但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序进行,更关系到有关实体法立法宗旨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对证明责任的概念及其分配规则的理解有失偏颇,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更缺乏细致且严谨的规定,因此,认真研究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理论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至关重要。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配置

证明责任如何在控诉方和被告人之间进行配置,是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诉方来承担,但特定情形中,被告人也承担一定程度的证明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诉方,通常情况下,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有罪指控的证据体系提出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     

略论刑事诉讼举证权利

在刑事诉讼中,举证权利是与举证责任相伴生的,目前的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都强调了举证责任,而未论及举证权利。举证权利属于控诉权、辩护权、审判权中的内容。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建立完备的举证权的制度。     

大陆及英美法系证明责任制度比较

大陆法系的客观证明责任制度是在职权主义诉讼中产生的一种裁判依据;大陆法系的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与英美法系的说服责任有一定的对应性,一旦其与证明标准结合起来,客观的证明责任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大陆法系的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和英美法系的提供证据责任具有部分的对应性。两大法系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都必须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洗钱罪证据调查方法研究之一洗钱罪主观方面之证明

我国《刑法》及《反洗钱法》都规定了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须为“明知”,而如何证明洗钱犯罪嫌疑人的“明知”则是洗钱犯罪诉讼证明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仅有嫌疑人的自认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明知”的存在,还需要有其他证据来予以补强。这可以通过利用间接证据或推定来获得。此外,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而确立嫌疑人的有限举证责任,并以此来证明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做法。     

洗钱罪主观方面之证明

我国《刑法》及《反洗钱法》都规定了洗钱犯罪的主观方面须为明知,而如何证明洗钱犯罪嫌疑人的明知则是洗钱犯罪诉讼证明中的重要环节。但是,仅有嫌疑人的自认尚不足以完全证明其明知的存在,还需要有其他证据来予以补强。这可以通过利用间接证据或推定来获得。此外,利用举证责任倒置而确立嫌疑人的有限举证责任,并以此来证明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也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做法。     

刑事诉讼中被告之举证责任新论

基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精神、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 ,以及刑事司法具体运作中的实际证明困难 ,本文通过对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历史考察 ,主张被告在刑事诉讼中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 ,这并不与无罪推定、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相冲突 ,并探讨了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及大致范围。     

论犯罪构成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兼论我国犯罪构成的完善

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自犯罪构成推定功能产生之后,部分要件的证明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这就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证明不能,就要承担败诉风险,这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悖.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证明责任开始分化为提供证据责任与说服责任.其中,推定转移给被告人的仅仅是提供证据责任,而并不转移说服责任.我国犯罪构成由积极要件构成,缺乏消极要件,从而造成推定机能丧失.为此,需要将违法性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以恢复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功能.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探析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对被告来说不只是责任也是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权利。举证责任倒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我国司法证明规则的一项新的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中去探索,从法律上加以明确规定,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刑事诉讼中起到积极的、有益的司法作用。     

经侦案件中“幽灵抗辩”的形态及证明方法

＂幽灵抗辩＂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为减轻或者免除其刑事责任而提出的无罪或罪轻的辩解,在司法实践中,如何从证据上对其抗辩进行排除是一大难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侦查机关要搜集证明被告人主客观方面的相关证据,难度很大。我国应借鉴英美法中的＂积极抗辩＂制度,思考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如何履行好举证责任,从而通过举证来排除被告人的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