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集体腐败问题研究——基于过程模型的视角

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是美国学者解释集体腐败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注重集体腐败的过程特征研究,核心思想强调由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决策和行为过程造成当事人在不知情或者不知觉的情况下非理性涉入腐败。基于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公务员集体腐败过程主要包括集体腐败始发阶段、公务员顺从阶段、腐败行为的社会化和制度化阶段、公务员理性的腐败后果分析与行为选择阶段等四个阶段,分析公务员集体腐败过程参与,公务员参与集体腐败过程,除了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不完善、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缺失、防腐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还归因于官僚制行政组织所固有的缺陷:从理性的无知、目标的替换、合法性秩序认同的异化。     

腐败行为模型研究及其未来展望

已有文献较少研究微观层面的个体腐败决策过程,即腐败行为模型研究。在梳理腐败行为模型理论背景和有关概念基础上,介绍了这一模型所构建的个体从事腐败行为前的四阶段决策过程理论框架,分析了模型中个体动机、意志、认知和情绪等多种成分对腐败的影响机制。总结该模型在个体、情境和组织等因素影响腐败的有关研究中的应用现状,结果表明,相对于宏观因素,个体因素对腐败意图和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最后提出了腐败行为模型的研究展望:进一步完善理论框架,深入探讨模型中各有关变量的作用机制,对情境和组织层面的腐败影响因素进行整合。     

“小金库”在组织中的“正常化”及其预防——从集体腐败“过程模型”的视角

＂小金库＂活动通过制度化过程慢慢滋长并渗入宏观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组织生活之中,通过社会化影响和合理化麻醉慢慢滋长并渗入微观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角色认同与行为感知之中,两者彼此影响、相互强化,实现了＂小金库＂活动在组织中的＂正常化＂。因此,对于＂小金库＂的治理,一是预防比惩治更重要,二是防微杜渐至关重要。     

腐败涉入中的自我合理化——一种认知心理学分析

自我合理化作为一种认知调适机制,其本质是通过重构自身行为的道德内涵以使其获得主观可接受性,从而减少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当行动者涉入腐败时,道德认知冲突往往使得他们诉诸自我合理化策略。具体而言,腐败涉入中的自我合理化策略主要包括八种类型,即合乎法律性、对责任的否认、对损害的否认、理所应得、有利对照、诉诸更高层的忠诚、功过相抵以及调整注意力。基于多渠道文本的编码分析呈现了腐败官员进行自我合理化的策略表现以及不同策略的使用频率。其中,对责任的否认、有利对照以及合乎法律性,是腐败官员最为常用的三种自我合理化策略。由于自我合理化使得行动者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增强,往往会诱发其涉入更严重的腐败犯罪。当腐败合理化观念逐渐为群体成员所相互承认,它还会为腐败群体化提供心理支撑。     

必须高度重视“集体腐败”的治理

集体腐败除指一些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违规谋取集体福利行为外,还包括集体贪污、集体索贿受贿、集体行贿等。集体腐败多发在掌握审批和执法权的部门、相对独立的执收执罚机构、直接负责统计、填报、分配、落实各种补贴、补偿资金或实施项目的基层单位等。集体腐败成因多种多样,但主要源于权力结构的相对固化、权力运行的不透明、财经制度纪律的松驰、监督处罚不及时和不到位等。防治集体腐败须多管齐下,综合整治。     

集体腐败的情景预防理论分析

因集体腐败引致损失更大、影响更恶劣、作案更隐蔽使其成为了近期反腐工作中的焦点,集体腐败具有集体腐败主体的潜在性特征、集体腐败行为的被动性特征及集体腐败行为被动性转化的特征,聚焦腐败主体本位是目前集体腐败进行类型划分及其成因探源的主要方式,内因驱动是其主要逻辑起点。然而,忽视外因是这一研究路径的主要局限。情景预防理论为认知和防治集体腐败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引导。因此,必须在集体腐败特征、类型及其成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削减外在引致环境、强化内在防控机制,切断内外关联三方面入手严惩集体腐败。     

反腐新思路：坚决反对腐败文化

把腐败理解为特权者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显然是把腐败的主体(腐败者)狭隘化,在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许多“官场腐败”,还有大量的“大众腐败、平民腐败”,“大众腐败、平民腐败”的蔓延和恶化使腐败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腐败行为,而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思维定势、大众心理,即腐败文化。本文接着论述了腐败文化的巨大危害,并提出了反对腐败文化的主要措施,从而为我国的反腐败提供了新的视角。     

秘书腐败的权力来源及其控制

在行政管理体系中,不是权力机关的秘书机构会滋生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而是因为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失去控制,导致秘书逐步成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的参与者和运作者,从而使腐败成为可能。遏制秘书腐败的关键在于将领导和秘书共同置于监控体系之中,用教育来推动秘书的职业化进程,用制度来保障权力的运行,用监督来制约权力的滥用。     

心理分析视阈下高校腐败行为过程及应对举措

目前＂腐败＂这个社会毒瘤已经开始感染曾经被人们视为净土的高校,许多地区高校腐败案件数量都呈现出逐渐增长的势头。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各种行为都是在相应心理的支配下进行的,高校腐败也概莫能外。造成高校腐败行为的相关心理存在萌芽、初步形成、发展与成熟以及消退四个阶段性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高校腐败者分别具有不同的心理。因此,要认真把握高校腐败行为心理演变的规律,每个阶段提出相应的举措以抑制腐败心理的逐步发展,从心理层面入手找出科学有效地解决高校腐败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利益诱惑情境与腐败事件的生成及控制——基于1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现实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和腐败案件均有公职人员与特定当事人在特定时空进行越界交换的共同特点,用利益诱惑情境来解释越界交换现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利益诱惑情境是内蕴于公务情境中的行为活动场景,以其即时性、选择性和感染性形成集成机制,进而使公职人员在场定义发生认知错位、规则变异和取向偏差,在标准、内容和程序上突破腐败与不腐败的临界点,生成腐败事件。控制临界点不被突破也就控制了腐败事件的发生,需要在利益诱惑情境的时间和空间环节加强监督,建立健全制度,重视对行贿人的查处,培育理想信念与信守从政道德,真正建立固守廉洁阵地的防线。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腐败”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廉洁政治的路径探索

腐败的发生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腐败机会三个要素:主观条件在于人性的不完美,客观条件在于(民众)权利向(国家)权力让渡的必要性,腐败机会使腐败由潜在可能变为现实。对于腐败的防治也需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主观因素上,构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个人伦理,并通过"职业责任伦理"将对自我与他者两种责任伦理连接起来;客观因素上,从权力伦理与权力结构两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规制,通过"权力为权利服务"理念表明权力的工具性地位;机会因素上,杜绝权力介入利益关系的机会,通过"零容忍"和"严惩处"加大腐败成本,设计具有追溯机制和预防机制的良性制度,创造廉洁的社会氛围。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

腐败心理的形成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渐进过程,并经历认识蜕变、心理畸变、人格裂变等不同阶段。在腐败行为中,认知的蜕变、心理的畸变和人格的裂变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共同构成腐败心理的一般特征。要从源头上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廉政心理教育。构建集廉政心理教育机制、自我心理约束机制、腐败心理预警机制、腐败心理矫正机制为一体的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以筑牢廉洁从政的心理防线。     

反腐防腐必须治理“协腐、容腐、羡腐“行为

协助腐败、容允腐败、羡慕腐败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民主化程度不高、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政治冷漠是"协腐、容腐、羡腐"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治理"协腐、容腐、羡腐"行为,要着力培养全社会的共同政治理想,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和廉洁文化建设.     

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反腐败工作的新路径

廉政风险防控是借鉴金融和保险业比较成熟的现代管理科学理念，将风险管理理论和质量管理方法引入到预防腐败工作之中，在加强预防腐败工作领域进行大胆创新，初步形成的预防腐败工作的新机制。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主要目标是查找廉政风险点，立足点是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落脚点在业务工作，风险防控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对于可能发生腐败的领域和环节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廉政风险防控重在防控措施的建立，当风险转变为现实，     

“关系”与中国腐败行为——评魏德安《双重悖论: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腐败问题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经济增长与腐败加剧同步的“悖论”,更表现为“关系”根植于腐败行为之中并使腐败行为深深嵌入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尽管中国确立了以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思路,并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出台和完善反腐制度,却不可避免陷入了制度陷阱的逻辑困境.当前中国的反腐尽管符合政治理性——“先治标、后治本”,但这种反腐策略逐渐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这就需要现实地理解反腐与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企求以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腐败心理与腐败治理

腐败行为的背后是腐败心理的逐渐形成.官员腐败心理形成的主观因素,主要是政治认知的变化,即世界观和价值观已经开始扭曲；而客观环境,则应注意社会民众对于腐败的麻木、冷漠甚至羡慕对腐败心理形成的外围支持作用.腐败心理如任其蔓延,极有可能形成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心理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