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董事会中心主义下上市公司股东参与决策地位

公司法的现代发展趋势是公司权力重心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量事会中心主义的转移，相比之下，董事会中心注意更能满足公司规模扩大和资本市场发展所提出的专业化和效率化的需求。公司治理中的这一变化趋势对公司股东，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东参与决策的地位带来了显著的变化。     

论侦查决策之概念

侦查决策,即侦查中的决策活动。“决策”是“侦查决策”的种概念,“侦查决策”是“决策”的属概念。侦查决策是侦查主体在侦查活动中,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为达到一定的目的,为确定侦查的行动目标和行动方法而进行的一系列筹划、优选和决断活动。侦查决策这一概念的引入,为我们在侦查决策理论学术研究中开辟了一条深入研究侦查活动中的决策活动的道路,也开辟了一条从决策这一独特角度深入研究整个侦查活动过程的道路。     

我国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规制

行政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行政决策的失误造成的损失经常是我们无法估量的，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所带来的损失，我们应该建立事前的制衡机制和事后的责任追究机制来尽可能的杜绝这一情况的发生，本文主要对行政决策的制定以及行政决策失误之后所需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的角度来探究如何减少失误的发生，使得我国的行政决策的制定更科学，能够更好的使得人民的生活创造更好的制度、提高社会管理能力。     

论公司分配决策权责的合理配置

公司决策者应当准确判断公司分配是否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底线规制，以防公司分配损及债权人利益，故权力归属与责任识别成为规制公司分配决策者的关键。公司分配的决策权属于公司经营者权力范畴，而我国公司法未能明确公司经营者权力中心。目前我国股东会掌握公司分配权力较大且不担责，董事会掌握公司分配权力较小却责任较重，而股东会的商业判断能力明显弱于董事会，加之我国公司普遍存在控制股东，控制股东可实质决策公司分配且无相应公司法约束机制，司法裁判亦难以有效审查公司分配决策，由此形成公司分配决策权责配置不一致的现状。信义义务以事后明确且灵活的责任方式约束公司法定或事实的决策者，可有效实现保护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目的。故而应在完善董事信义义务制度基础上，厘定控制股东及信义义务，并且明确公司决策者与执行者违信责任的承担，进而实现公司分配决策权责的合理配置。     

应急救援中的应急决策

应急决策作为应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作出科学性和时效性相统一的应急决策是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给出了应急决策的基本概念,说明并分析了应急决策区别于常规决策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应急决策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常用的研究方法.同时,辅助应急决策支持系统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应用广泛,对典型事故灾难的模拟也是制定应急预案和辅助应急决策的一个重要手段,本文简要论述了它们的发展和应用.     

谈谈国家图书馆的立法决策服务

为了适应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我国国家图书馆成立了立法决策服务部。本文首先论述了国家图书馆进行立法决策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重点阐述了国家图书馆如何开展立法决策服务的,并对做好这一工作提出了几点思考。     

论公司机关决策权力的配置

特定法域的"主义之争"有其特殊的阶段、问题甚至概念,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当代意义更是对机关分化不足的确认,经理中心主义则提示了董事会与经理分权的弹性。我国公司业务决策权力在机关之间分割,缺失决策权威与权力中心,造成了公司业务中决策主体的缺位、义务设定的落空和责任识别的困难。司法对公司行为的评价囿于决策问题本身而非"机关的决策",从而加重了司法判断的负担,难以实现取向决策程序的方法论变迁,难以通过信义义务实现贴合交易语境的审查。对公司机关决策权属规范的再造,应首先明确董事会作为公司业务权力中心,从而将公司行为的评价难题转化为通过信义义务的决策责任追究问题,同时应在贯通权责逻辑的前提下为封闭公司保留分权的自由度。     

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思路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正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这一背景下,本文从行政法角度,对有关重大决策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地方性为主,中央缺失这一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制度的体系化、加快程序的法定化、追究责任的规范化、完善相应的配套化的构建思路.     

公共预算决策理论述评：理性主义、渐进主义和间断均衡

预算决策是公共预算领域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普遍问题，预算决策理论发展至今产生了三个重要理论：理性主义、渐进主义和间断均衡理论。最早的理性主义由于没有意识到理性限度以及高估预算官员的计算能力而被渐进主义所取代，长期稳定的渐进预算结果和基数加增长的预算决策模式广为流传。但是，由于渐进主义无法解释非渐进变化的发生机制，分析方法上存在错误以及规范层面难以自圆其说，因此，间断均衡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试图完整描述预算结果和解释间断均衡的预算决策过程，揭示注意力和体制摩擦左右的议程设置过程，并认为这一过程会导致稳定的渐进变化，伴随偶尔的剧烈变化这一预算结果。公共预算决策理论的变迁体现了理论的传承和发展。     

立法决策的经济分析

如何降低立法成本，提高立法效益，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立法决策是立法活动中的重要步骤，立法者在进行立法决策时除要考虑政治、社会、立法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外，也不能忽视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立法决策这一行为进行理性的分析。本文正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立法决策这一立法行为进行分析，提出立法决策的含义、立法的经济本质和立法决策的三种经济模型，以期对立法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宪法判断的正当化功能

对特定国家行为的合宪性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判断,有助于实现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法律体系的统一。除此之外,对国家行为的正当化也是宪法判断所能实现的一个重要功能。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通过对法律规范作出合宪判断,可以直接强化其宪法上的正当性,而即便是违宪判断,通过法律技术的运用和处理,也可以实现对特定法律规范或国家行为的正当化功能。     

受欺诈行政行为刍议

受欺诈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受行政相对人欺诈陷入错误后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其是否直接影响第三人的利益,可以分为有第三人的受欺诈行政行为和无第三人的受欺诈行政行为;根据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过失程度,可以分为一般过失的受欺诈行政行为和重大过失的受欺诈行政行为。受欺诈行政行为是无效行政行为。     

裁判形成的思维过程

法律裁判并非仅仅通过推理即可形成。法律推理其实是为判决结论提供正当理由的过程,可是推理本身是无法为自身的"前提"提供出处的。这就需要将裁判思维的视野扩大到推理"前提"的获得以及获得之前的心理活动上。如果将前提的获得称为发现,将结论是否合理的证明过程称为证成,那么裁判思维就可以被分成"发现"与"证成"两个脉络。     

法律论证与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转型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裁判困境及其反思

司法裁判的正当性问题及以对话理论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论证理论,近年来在我国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为增强司法公信力,司法实践对此也作出了应有的回应和探索,重点是强化庭审功能,推行裁判文书改革。尤其强调裁判理由阐释及论证,要求法官必须公开其心证过程。但在中国转型社会的现实语境中,实质公正仍是司法裁判追求的最高目标,法官适用法律存在多重困境,法律论证过程不可避免地遭遇尴尬。司法裁判的正当性追求仍应以实现法律之内的正义为基础,同时应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     

论科学发展观对公共决策的有限性改进

公共决策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环节,它直接受发展观念的影响与指导,一种新发展观念与理论的提出,势必对决策产生深远的影响。科学发展观是对发展观的重大创新,根据决策有限性理论,科学发展观对公共决策的价值观念、决策体制、评价标准等将在理念与实践层次上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为什么公正的判决会被公众指责为不公

之所以会出现公正的判决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法律世界与生活世界认知模式迥然有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事实认知、法律认知和法律判断形成上。大众传媒出于某种认知偏好,往往会对司法裁判的信息进行选择和重构,此后再公之于众。这种选择和重构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全面客观地反映司法裁判,加剧了公正的判决被公众指责为不公的情况。要减少此类现象,必须引导公众以正确的方式理解司法裁判。而这种引导既是法院的责任,也是大众传媒的责任。     

论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

一般认为,司法判决是确定的,每个案件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事实上,在判决的形成过程中,有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因而,判决往往是不确定的。判决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以下四个方面：即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事实认定的不确定性,司法人员个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     

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既判力根据之比较

既判力的根据所探讨的是当事人为什么受到既判力约束的问题.民事判决既判力的根据,理论界主要有制度效力说、程序保障下的自我归责说、双重根据说和国家审判权说.在行政诉讼中,由于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当事人,因此,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受既判力约束分别存在不同的根据.     

反思行政诉讼之责令重作判决

责令重做判决是撤销判决的一种附带形式,立法上存在适用条件过于宽泛;缺乏对重作内容、期限的明确规定;对违法重作行为、拖延重作行为的约束和制裁措施缺乏力度等弊端。建议把一般性规定改为例外性规定,并对其适用加以严格限制。包括明确规定适用重作判决的标准和情形、限定重作的内容和期限、加大对逾期重作和违法重作行为的规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