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区域公共治理组织模式比较分析及启示

区域公共治理组织的兴起缘于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区域公共管理的需要。国外区域公共治理组织可归纳为科层制、市场化和中间型三种类型,三种模式各有利弊,其实际功效因具体环境而异。成功的区域公共治理组织要解决好合法性、执行力和稳定资金来源三个核心问题。相对而言,科层制模式在不跨省区域治理和外部效应显著的专项区域问题治理中较为适用,而中间型模式在跨省区域治理和综合性区域治理中更具优势。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简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飞地经济”治理研究简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出现“飞地经济”,这种合作对于实现不同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促进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尽管目前“飞地经济”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经济合作形式,但其发展还不是十分成熟,仍面临总体规划缺失、利益划分机制不足等多治理困境,这些问题影响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有效克服“飞地经济”合作困境必须完善相关的顶层设计,进一步理顺“经济飞地”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场化的开发运作方式,确定稳定的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简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大型活动安保中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研究简

大型活动安保面临着很多潜在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公安机关原先相对封闭的警务模式,无法适应大型活动安保要求。公安机关应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有效整合各方警务资源,建立大型活动安保联勤指挥机制、重点人员共同监管机制、突发事件应急互援机制,深入推进情报信息沟通和共享,合力共同做好大型活动安保,确保“万无一失”。     

新形势下人大财政监督职能之建构简

《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并赋予人大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任免权的职能。其中,监督权更是起到了约束政府权力的关键性作用,应充分贯彻于预算的整个过程。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新形势下,人大在进一步完善立法的同时,亟须“一体两翼”地着力加强预算监督,促进工作重点向强化预算审批职能方面转移,不断提高理财治国能力,推动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从而与公共财政、良法善治的理念相契相合,顺应关注民生、防治腐败的时代发展要求。     

侦查学与行为科学简

侦查学归属于哪门学科,似乎并未引起专业学者们很大关注。按照系统论而言,是研究学科自身传承与环境的问题,也就是应该推理其许多研究的体系问题,如学科的逻辑起点、学科系统建设、系统建制后的核心要素与其他要素关系等重大问题。这些都是学科研究不可绕过的。     

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探析简

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是在教育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利以权谋私,或者滥用职权,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的行为.近年来教育领域职务犯罪案件,特别是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系统地分析研究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类型、特点等问题,对于预防教育领域职务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股权性质简

股权为基于股东资格所获得的,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公司享有的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理论界对股权的性质认识不一,通说认为股权是社员权,但社员权理论存在诸多的缺陷.股权本质上应属于一项独立的财产权,既非物权也非债权,而是以财产权为核心构建的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体.作为一种新型独立的财产权,股权不但具有物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而且还具有基于股东地位而享有的为维护股权合法利益而存在的一系列辅助权利的权能.     

肖像权三题简

肖像权是自然人享有的重要人身权。肖像利益是肖像权的客体,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角色形象不属于肖像权。肖像权包括肖像制作权、肖像使用权和肖像利益维护权。对肖像权的限制应限于法律明文规定。     

羁押必要性审查实证分析简

羁押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最严厉的强制措施,使用羁押手段必须慎之又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逮捕犯罪嫌疑人后需继续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制度。文章从捕后羁押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提出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具体措施。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简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有偏离制度设立初衷之嫌：人民陪审员资格设定过高,陪审员的遴选行政化,陪审制的适用范围不清,当事人缺乏对程序的选择权等,造成实际运作中陪审员“陪而不审”、“合而不议”,陪审制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降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标准,完善个案陪审员的产生机制,加强陪审员在审判中的地位,使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人体实验的法律问题简

人体实验是将人运用于实验,目的是为了被实验者的治疗。人体实验一方面能够推进科学知识的进步,是全人类的福祉;但另一方面,人体实验又是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必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因此,从法律上对人体实验进行规制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非常迫切的。从治疗性研究、非治疗性研究、新生物技术的治疗性研究、对于特殊人群的研究这四类情况入手,对人体实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以及道德问题逐一进行梳理,有助于对人体实验进行法律规制做理论上的铺垫。     

自信与中国梦简

中国梦是我们党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时候提出来的,具有深邃的历史感和亲切的现实感.实现中国梦,全党必须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依靠爱国统一战线凝心聚力.     

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新论简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关系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对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内容进一步扩展,强化了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缓解了控强辩弱的局面。为保障刑事诉讼中新型控辩关系的有效落实,检察机关应与律师协会形成交流机制,制定工作细则,细化对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并设立维护律师诉讼权利的部门,强化律师诉讼权利受到妨害时的救济。     

水土不服的程序正义简

程序正义这一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法学理论,在制度层面已经被我国的法律予以确认,但是在实际的司法活动中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坚持,这也是导致冤假错案频发的原因之一.究其原因,似可以做如下概括：这一生长于西方的法治理念,在被移植到中国之后,未能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相契合,虽在制度层面被强行推而广之,但却未能得到广大司法人员内心的确认,故而未能在司法实践中被很好地贯彻.本文试图探究程序正义水土不服之缘由,以期为找到使程序正义入乡随俗之路径做出些许贡献.     

从技术治理到制度建设:网络反腐的路径选择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反腐正成为信息化时代反腐败的一种新形式。由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优势、不断增长的公民参与意识以及传统利益表达渠道的不健全,网络反腐这种技术治理的手段得到了广大网民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并且在反腐败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网络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反腐存在着一些问题,必须让这种技术治理的手段走向制度建设,才能让网络在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取保候审制度新 探简

取保候审具有人权保障与诉讼保障的双重价值,但由于秩序优先思想的主导,取保候审决定透明性的缺失和监管的无力,使司法者不愿适用取保候审。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提高了取保候审在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地位。取保候审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应从执法理念、制度完善和监督措施等方面予以完善。     

国家主义抑或区域主义:区域环保督查中心的职能定位与改革方向简

建立环保部区域督查中心是完善我国环境监管体制、更好地解决跨域环境问题的重要举措。区域环保督查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监察执行力,在跨域合作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当前的区域督查中心面临转型,需要在运行中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能边界和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区域督查中心的运行一般遵循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两种逻辑,这两种逻辑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如何通过改革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需要结合其实际问题解释其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自媒体时期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机理与治理对策简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繁多,各种群体性事件不断滋生,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依托网络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上也蔓延开来。自媒体时期网络的群体性事件,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认真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其生成机理,最终掌握其治理规律,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