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的公共决策机制变革

风险社会里突显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工业社会的管理模式、决策机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综合权衡中西社会不同的现代性发展阶段,从风险决策的观念、结构、主体、程序等方面着手责任机制变革,许是克服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问题的途径之一。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组织决策模式研究:基于对相关文献的评述简

决策是组织最复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理性决策模式、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和垃圾箱决策模式是解读组织决策的重要工具，三者分别基于不同的理性假设，而且是逐步放宽了理性假设，其旨在提高对现实的解释力。为更好地解读组织决策，需要加强对组织决策更深层机制的探讨。     

论政府依法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决策作为政府职能的核心,对社会和经济进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行政决策实践的转变,及其经验和教训,明确了健全行政决策机制的基本要求,架构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推进政府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强调要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其中,依法决策是前提,科学决策是目标,民主决策是保障。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三位一体”其关键在于决策过程的合法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深度调查报道、政府权威发布的传播效能相对下降,碎片化、情绪化、音视频等渲染式信息则很容易成为社交舆论场主流,造成舆论被“带节奏”、民众固化“社会成见”、在社会面形成“塔西佗陷阱”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因此,应建立风险研判体系,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防控协同机制并做好决策与执行的衔接,落实责任机制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运用常态协同监督预防“三重一大”决策风险

通过县级供电公司每月对“三重一大”决策事项进行报备,进一步规范县级公司领导班子的民主决策行为,提高决策水平,防范决策风险,不断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达到防范决策风险和廉政风险,促进县级供电公司“三重一大”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的目的.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建设研究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因政府决策不当而导致的社会稳定风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正当程序是塑造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基础,秉承科学与民主的进路,对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这一范畴,从法理学视域进行阐释和制度建构,旨在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由于政府决策失误诱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提升政府风险决策的科学性与正当性,服务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剖析

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在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制度基础之上，是西方国家对于外交决策实行监督制约的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对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监督制约机制主要包括议会监督、政府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社会监督。其主要功能是：监督外交决策和决策机构是否依法行使外交决策权，以及在执行外交决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保证外交决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使外交决策者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适时调整外交政策，调节和平衡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与需求。西方国家外交决策监督制约机制由于自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以及种种弊端，因而其监督制约效能又存在着有限性的一面     

新形势下群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路径探析

在公共决策中，群众既是决策实施的直接受益者，又是决策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群众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是党执政理念的具体体现，是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现实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迫切需要。充分发挥群众在公共决策中的参与作用，关键是要满足群众的知情权，提高群众的话语权，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各级党委政府要注重总结推广经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全面加强组织引导，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固。     

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探析

政府在出台重大政策之前,必须注重民众意见,加强调查研究,对其所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将决策实施的潜在风险降至最低。文章对近几年政府重大决策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进行研究,分析不足,提出对策及建议,进而使社会稳定风险管理从单维度向多维度、多点治理模式转变,更好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于地方政府视角的公私合作决策风险管理研究

中央政府越来越重视采用公私合作(PPP)来促进城镇化基础设施供给和深化地方政府职能改革。基于地方政府视角,公私合作政府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风险。其中PPP决策知识获取风险、寻租风险、地方保护风险等风险都可能造成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低,不利于公私合作制的长期发展。为了增强公私合作制(PPP)模式的可持续性,必须加快构建有效的地方政府公私合作风险管控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研究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果，不仅能够预防各种风险的发生，也能在风险发生后将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同时，通过“风险社会”的视阈来研究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问题，也有助于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文章在总结、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风险社会”理论，重新构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进行相关制度设计，具有方法论的创新意义。     

外交决策理论探析

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经过外交决策过程,产生最终外交政策结果.对外交决策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社会环境决定模式、国际体系决定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官僚政治模式和决策者心理认知模式等.但是,这些模式存在着应用的普遍性以及解释力的不完备性等缺陷.针对这些问题,对外交决策的研究应当以多方位的视角,从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背景和国际环境方面来理解决策,运用多种决策模式,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决策分析.     

坚持科学决策 推动事业发展

决策自古有之，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活动。从决策的层次角度，大体上可以将决策分为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两类。战略决策如诸葛亮作“隆中对”，三分天下；朱元璋采纳朱升的建议。创立明王朝。战术决策如孙膑为田忌赛马献策而胜齐威王等。这些决策的特点是主要依靠领导者个人的阅历、知识和智慧，虽然有时也听取谋士们的意见，但本质上还是依靠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因此，人们把这种主要依靠领导者个人经验所进行的决策，叫做经验决策。     

村级组织“四权”决策机制的现实价值与完善

在农村,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是我党的既定方针,但出现了“一村两体”的权力冲突现象,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村级组织‘四权’决策机制”通过决策的组织、表决、执行、监督四个程序环节,把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整合为一个统一体,取得了成效。这个机制的成熟、完善为处理类似“冲突体制”提供了范例。     

浅谈林德布洛姆决策理论——兼与杜鲁门《政治过程》比较

《决策过程》是的代表作之一，在该书中林氏通过对传统的理性决策模式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渐进决策”理论和“多元决策”理论，本文将对该书中的以上三部分内容进行简单评论，并且将林氏“多元决策”与杜鲁门“多元决策”做了简单的比较，以期加深对西方经典决策理论的理解。     

公民参与：我国公共决策体制的创新

改革开放前，我国公共决策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党政精英垄断社会资源和决策权力，“内输入”是这种体制运转的主要方式；改革开放后，随着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公共决策体制逐渐由党政精英垄断型转变为社会精英参与型。社会精英参与型决策体制面临着一系列难以克服的问题，惟有通过推进公共决策体制的创新，健全完善公民参与制度，才能完成从社会精英参与型向公众参与型决策体制的转型。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的变迁与诠释——基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

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看,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展,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经历了传统社会时期的地方精英主导的协商决策模式、人民公社的指令化决策模式以及乡政村治结构下的混合决策模式的历史演变。总体看来,乡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是＂供给主导型＂而非＂需求导向型＂,决策流程遵循的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表达路径。近代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成功地解决了权力扩展问题,但并没有完成以基层民主制度为核心的治理规则体系的建构任务。     

协商民主视角下邻避冲突风险的应对——基于无锡锡东垃圾焚烧发电厂复工项目的个案分析

邻避冲突是当代城市治理中的常见问题,以政府为代表的增长联盟和以周边民众为代表的社群联盟,他们之间的邻避冲突是邻避治理中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社群联盟在协商民主缺失下面临定型效应、传导效应和风险放大效应的集体困境,增长联盟因防卫性诠释、“封闭决策—事后维稳”的思维惯性、抗议活动“半隐化”,在邻避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协商民主治理注重协商本身、制度化设计和形成公共决策。在邻避治理过程中,只有做到协商民主理念内化、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和平台公共化,构建政府、公众、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注重信息公开、政民回应、协商决策的程序化设计,才能形成具有效力、风险共担的决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