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利益争端与贸易摩擦研究——基于贸易差额演化的视角

数据显示近年来,中美贸易差额快速归属中国,美国频繁采用反倾销调查、发动知识产权争端、利用产品缺陷诋毁中国制造、利用WTO规划实行贸易摩察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制裁和干预。实质上在中美贸易差额中美国享受了重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中国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对外贸易利益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发展方式转换,鼓励本国企业赴美投资。     

世界权力新格局中的中美关系

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内地位和作用的上升，中美两国形成了一个“G2”结构。在世界权力新格局下，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符合国际利益和中美各自国家利益。和平共处要求两国互相对对方的核心利益作出调适。然而由于中美两国的相互误解和相互恐惧，美国不愿意为中国的核心利益调整其对华政策，而中国实力已经上升到可以要求美国作出这种调整了。面对国际新格局，中国应改变过去被动的对美政策，确立自身接触美国的新政策和新原则。为此，中国应积极寻找和建立与美国互动的新的国际制度平台。现阶段，东盟机制不失为一个可借用的有效平台。     

犹太人和美国的人权外交

犹太人是参与和影响美国人权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自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犹太人的人权活动在主要参与者、目标、策略和方式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现实利益考量、传统价值观、历史悲情（尤其大屠杀）等因素，都将犹太人推向美国人权外交的前沿。在犹太民族主义、“美国信条”和普世正义之间，犹太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以“美国信条”界定的美国利益，是美国犹太人参与人权事务的两条基本准绳。对犹太民族根本利益的考量有着优先性，但从美国公民的立场出发，他们在人权外交中的民族诉求通常也须与“美国信条”相合，服从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难免表现出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傲慢、偏见和双重标准。     

美国网络霸权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简

随着互联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获得网络主导权、占据网络制高点成为各国竞相努力的目标。美国利用其互联网发源地、掌控互联网主动脉、握有互联网核心技术等优势，呈现出对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网络管理霸权、网络技术霸权、网络信息霸权、网络标准霸权、网络军事霸权。美国网络霸权对中国的政治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中国应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应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冷战后美国危机活动探析

冷战后美国频繁介入国际危机 ,危机活动遍及全球 ,主要目的在于谋取全球战略利益 ,突破和塑造国际规则。近年来 ,美国危机行为多次涉及到中国。随着世界多极化和单极化继续推进 ,中美之间的矛盾还会增多。为此 ,中国要采取措施 ,防范美国利用危机牵制中国。     

干涉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南海政策逻辑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准确地分析美国的南海政策逻辑对于中国解决南海主权争端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是由于其在南海地区的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干涉主义立场也从"多边协商体制"走向了"积极干涉主义"的道路。美国学者对美国在南海利益的界定,美国未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将会增强其在南海争端上的影响力,具体来说,美国将运用国际法否定中国对于南海的领土诉求,利用经济实力干涉南海争端,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将与中国海军实力的差距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构建多边安全机制,提倡运用国际多边机制解决南海问题,力求将南海问题多边化和国际化,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南海争端是非常复杂的,解决南海争端也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政府在解决南海争端时需要占据道德和舆论制高点,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时注重为发展中国经济服务,建立制度和法律保障机制,处理好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关切,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论美国“持械经商”本质

为维护全球超级大国地位,美国多年来一直采取包括武力威慑、政治施压及经济制裁等诸多强制手段在内的"持械经商"方式在国际上谋取不平等经济利益。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长期不景气,美国"持械经商"正出现强化趋势,而这种方式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经济是基础,国际经济秩序不稳很容易造成其他秩序动荡。所以正确认识美国"持械经商"本质并妥善应对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稳定的重要国际责任。     

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的动力分析

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影币深刻。近年来,美国智库兴起当代中国研究的直接动力在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美国智库高度关注中国崛起问题;而中国对于国际问题解决的影币力日益增强,也使得美国智库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美国智库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根本动力在于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这既是美国智库开始当代中国研究的原始动力,而且美国智库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明确提出了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利益的需求,实际上又与美国公众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构成了矛盾,这就决定了今后美国智库将会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研究。     

对中国中东战略的初步思考

中国中东战略需要处理的是中、美、中东三边关系,因此应该建构在对美国中东战略的研究、对中东战略格局现实的理解以及对中国国家利益及其所受威胁的把握这三个基础之上.中国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和认识上既有重合又有差异,因此中美在中东是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中东战略格局从两极对立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要求中国反对单极霸权,支持多极化.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包括战略利益、政治利益、能源利益、经贸利益和非传统安全利益,这些利益受到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威胁.中国应该实行以支持中东国家独立自主和实现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中东战略.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人民币升值与国内物价结构性上涨并存的成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不断升值，而与此同时中国的CPI指数持续走高，这一现象似乎有悖经济学理论。本文对造成这一现象的成因从贸易差额、实际汇率、国际资本流动、外汇储备等多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积极发展多边经贸关系、对企业加大扶持及对资本的国际流动严格监管等政策建议。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的联盟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在全球各地区数量众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盟友对于美国维持主导地位和推进其全球战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促使盟友采取美国所期望的特定立场、政策和行动,美国长期以来利用说服、诱导或强迫等多种手段进行协调,强化对联盟的管理和控制,从而实现霸权护持和防范潜在对手的总体目标。面对中国实力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提升,美国实施联盟管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与相关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地区安全和经济合作中的引领作用。中国在勉力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应促使美国在争端中管控好自身盟友,同时与美国的众多盟友建立更加稳定而紧密的双边利益纽带,避免受到美国联盟管理的干扰和冲击。     

发展型安全：中国的一项大战略

一个国家的安全战略，主要依据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核心任务来界定。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体系而创造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倾向于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其国内社会经济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以发展界定安全。以外部威胁界定安全大战略，最典型的是美国，其基本国际安全理念是通过均势维持首要地位，但在外界看来，则是通过追求霸权保持有利于美国的均势。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执行发展型安全大战略，其内涵是以人均GDP设定阶段性发展目标，追求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相统一，并致力于塑造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随着中国人均GDP缓慢地趋近美国，中国在安全需求上也将趋同于美国，以均势为基础的美式安全观与中国的发展型安全可以融合共处。     

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外交构成了新的挑战。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经历了由失望、恐惧、偏执的感性认知到冷静、全面、客观的理性认知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思想，即“遏制”战略与“接触”战略、“离岸平衡”战略和“诱导”与“融合”战略。随着中美关系重要性的提升，美国在应对中国崛起时更加谨慎，在政策中更多地利用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等“软制衡”方式来处理对华外交。这一战略在奥巴马政府中将得到延续和发展。     

冷战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强制性外交

强制性外交是以武力为后盾，旨在要求被强制方终止或采取某种行为的外交方式。对强制方来说，强制性外交虽呈现出强烈的防御性质，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取向。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意识推动其在中东地区更倾向于实施强制性外交。本文结合利比亚与伊朗的核问题，分析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强制性外交的运作特点与效用。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安全利益及战略强势，美国利用强制性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遇到了诸多难题，尚未从根本上奏效。     

中国开放战略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互动

对外开放是新中国的一贯政策。由于美国对华封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开放成了一种片面、畸形的开放，主要面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外开放成为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那种片面、畸形的开放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的开放突破口。与此同时，基于自身利益，美国也希望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中国市场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这样，对外开放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终于同步实现。     

试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对华政策的转变

尼克松是一个在冷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由于受到冷战环境的影响，再加上对中国缺乏真正的了解，尼克松曾经对中国存在着偏见，和很多美国政治家一样也曾主张对华实行强硬态度。但是，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尼克松不得不从现实主义出发，开始对中美关系史和中苏关系史进行深刻的反思，虚心地听取国内外战略家特别是戴高乐、阿登纳等人的忠告，并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进行重新的评估，从而对中国逐渐形成了极其富有远见的看法。     

吸引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经济权力在中国外交中的运用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但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比较欠缺。从经济权力的一般运用方式来看,经济权力可以分为吸引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外交手段,经济权力可依托中国丰富且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和实力,其运用方式多样且效果显著。相对于强制性经济权力,吸引性经济权力更符合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外交理念,既能促进国际合作又能维护国家利益。吸引性经济权力是指国家或者国家联合体使用激励的方式,通过利用存量利益格局中其他国际行为体对本国的经济依赖,以及通过允诺或实际给予其增量经济利益或者撤回利益允诺来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权力形式。吸引性经济权力有四种运用方式:结构型经济激励、扩散型经济激励、指向型经济激励、施压型经济激励。它们起着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吸引性经济权力是中国一种理想和有效的外交手段。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美国337条款解读及中国企业的应对措施

美国1930年《关税法》337条款作为阻止外国侵权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保障措施,其实质是美国在保护公平贸易的外衣下进行贸易保护,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最大利益。近年来,在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大背景下,美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越来越频繁地使用337条款对其本土市场进行保护。因而,对美国337条款进行法律解读并提出中国企业的应对之策,对于保护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利益并合理规避这一贸易壁垒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