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契机、价值与模式创新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效果与参与契机的选择相关,也与参与模式的类型相关。政府主导下非政府组织参与契机分为外锁契机和内嵌契机两种类型。在数字平台实践中,外锁契机对应"行政式"参与模式,内嵌契机对应"协商式"参与模式,因为非政府组织不同程度的被动式参与,导致数字政府治理价值的实现存在偏差。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价值分析和价值模型构建,在比较现行两种参与模式缺陷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型"合作式"参与模式的构建,进而论述了该模式的创新理念和比较优势,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研究综述

概要介绍了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背景;评述了学术界对于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原因、模式、主要职能、路径选择、优势及挑战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在综合分析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的政治经济背景指出,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研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研究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征、内涵进行了阐述和界定,详述了政府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失范效应,进而论述了非政府组织介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价值效用: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缓解矛盾冲突;发挥专业优势,辅助政府治理;监督政府行为,维护公众权益。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所受到的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的路径选择。     

网络时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研究

在突发事件的治理中,政府不是万能的,非政府组织有其独特优势,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应对网络时代突发事件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网络时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背景为切入点,分别从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三个主体的角度,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作了SWOT分析,并通过SWOT矩阵得到WO、WT、SO、ST四种战略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网络时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策略。     

数字社会中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的实证分析——以“5·12”汶川特大地震为例

非政府组织在"5.12"汶川特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中具有快速反应与自主参与、填补信息缺口、满足个性化需求、帮助"造血"能力恢复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等优势,也由此加深了各界对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文章分析了汶川地震中非政府组织的运行逻辑、自身优势、制约因素和完善路径,对数字社会环境下的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治理作了具体论述。     

卷首语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将非政府组织引入公共管理格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独特优势,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受制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与数字城市社会治理的需求相比,亟待拓展活动空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数字社会中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角色研究

随着人类步入数字时代,网络的发展与普及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加之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及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政府职能面临着进一步的转移与承接。从数字社会中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背景、优势及动因、承接职能的可行性和承接思路等层面,对数字社会中非政府组织承接政府职能作了探析。     

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     

数字政府:演进阶段、整体形态与治理意蕴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以社会为导向的、多元权力向度为核心的治理理论开始萌芽与勃兴,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应对奠定了理论基础。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社会动员、快速响应、专业化救援、持续性善后四个方面,其行动方式因公共危机的生命运动周期和权力分配的时间维度而有所不同。在潜伏期,通过对政府内部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授予,形成周密、灵敏的风险预控体系;在发展期,危机治理权力逐步向政府集中,尤其是向政府组织中危机治理的核心机构集中;在爆发期,政府应统一行使危机治理权力,形成统一领导、整体联动的治理格局;在恢复期,应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持续性作用,实现政府权力向市民权力的渐进转移。     

区域治理结构体系研究

区域治理是在基于一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自然等因素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理空间内,依托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等各种组织化的网络体系,对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的协调和自主治理的过程。区域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它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分析了区域治理的源起,提出了区域治理的结构体系,即区域政治体系、区域市场体系以及区域社会体系。并且提出三种体系构建的重点分别是建立区域内政府间网络式关系与合作伙伴关系、区域企业网络与市场网络、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和非政府组织体系。     

非政府组织参与电子政务评估制度建设的动因分析

电子政务评估制度以结果影响行为,从宏观层面把握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发展方向,解决各自为政的弊端,弥合数字鸿沟。由自身优势所决定、受外界环境所需求,非政府组织成为电子政务评估制度建设的重要主体。本文从电子政务评估制度建设的难点出发,旨在从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必要性和作用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电子政务评估制度建设的动因。     

论和谐社会与非政府组织的治理

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社会治理优势,有效回应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优化结构、组织创新和社会整合的重大作用。但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还面临诸多困境,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界限模糊,导致政社不分;非政府组织经费缺乏、能力不足,严重制约自身的发展壮大;有关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立法滞后,影响其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体制不够完备,导致公益腐败案件频发,非政府组织面临诚信危机等。为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应该采取必要的治理策略。     

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价值、风险及其防控

瞬间爆火的ChatGPT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具有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可能。类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数字政府治理体现出极高的价值,能够有效控制数字政府规模、助力数字政府治理决策、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率、降低数字政府治理成本、推动数字政府治理精细化、强化数字政府监管,这充分证明类ChatGPT有必要嵌入数字政府治理领域。但是类ChatGPT同样给数字政府治理带来诸多风险,会加剧数字政府治理的技术风险、引发数字政府治理的安全风险、冲击数字政府治理的行政伦理、带来数字政府治理的新问题、扩大数字政府治理的人才瓶颈。建议坚持包容审慎原则来看待类ChatGPT,并应从管理机制、安全保障体系、自有技术与人才资源等方面入手,采用一系列举措来防范类ChatGPT嵌入数字政府治理的诸多风险,以更好地发挥类ChatGPT对数字政府治理的赋能效用。     

“技术恐慌”的社会心理与群体分化研究

无论是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还是网络隐居等新社会行为、新社会心理、新社会关系,都是颠覆性、革命性技术与社会深刻互动、相互冲撞的表现,其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于新技术快速迭代、加速发展、广泛应用给个体造成的困扰、侵扰,甚至对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冲击所引发的社会忧惧。唯有站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高度,切实提升政府、平台和企业、网络社群、公民等各方的数字素养和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方能有效应对数字时代下的“技术恐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及实践逻辑——基于南京市浦口区试点的个案考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以南京市浦口区试点为例,通过构建“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场景-赋能结果”的四维分析框架,重点对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展开探讨。研究认为,在主体层,主要构建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精英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作赋能网络;在工具层,侧重利用政策、数据、平台等赋能手段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在应用层,重点聚焦农业、民生、文化、生态以及治理等赋能场景的应用开发;在效果层,取得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数字产业边界和构建乡村治理网络体系的赋能效用。不过,都市近郊乡村的数字赋能还存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难、乡村数字人才短缺、资源要素支撑薄弱、数字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差等实践困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主体协同机制、激发数字乡村治理人才活力、丰富数字乡村建设多重要素、筑牢数字赋能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互享,从而真正推动都市近郊乡村建设的数字赋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研究——基于治理理论的视角

治理理论强调政治国家、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共治,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组织载体。非政府组织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的当然构成,因着保护主客体双方特点的契合而在保护中显示着独特的优越性。善治理念要求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公民个人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并主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体系内部各主体之间正和博弈模型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