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法发展史中法官人力资本观念探微

普通法的成长历史释明了"法院之治,乃法官之治"这一规则。在普通法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法官居于核心的地位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普通法体系中存在着视法官为重要人力资本的观念,并且作为普通法另一大特征的判例法制度为法官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制度平台。可以说,普通法法官导引了整个普通法体系的进步运行,满足了普通法自我发展的要求,普通法法官和普通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英国普通法的历史基础--亨利二世前英国法对普通法形成的影响

普通法是英美法制当中一个独特的概念 ,也是当代各普通法系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重要的历史基础。近年来 ,随着我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往的加深 ,普通法研究显示出其重要价值。然而 ,普通法研究在我国却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研究却存在忽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重大缺撼。对此 ,本文主要从普通法的含义、历史地位及其两个重要历史形成基础方面探讨了这些问题。     

论现代日本法中的普通法因素与司法民主

现代日本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普通法特征,一系列普通法原则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使用使其逐渐成为兼具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特征的“混合法系”。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司法民主也逐渐成发展并走向成熟,是普通法制度的引入促进了司法民主的发展,抑或是司法民主的需求推动了普通法制度的引进?这一切又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民主的建设有何裨益?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柯克的普通法思想与美国宪法

爱德华.柯克推崇限制王权和普通法至上,这种思想在博纳姆案的审判意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柯克根植于英国普通法形成历史中的普通法思想及其在裁判中的运用,为后来的美国宪法和宪政实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启迪。     

英美法中的习惯法渊源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习惯在英美国家中都是三大重要法律渊源之一。英国的习惯包括普遍习惯、特别习惯、自治镇的习惯和商事习惯。其中,普遍习惯被认为构成实质上的普通法,特别习惯（包括自治镇的习惯）被认为是通常意义上的习惯法,商事习惯也已经曼斯菲尔德等人通过判例纳入普通法。美国的习惯法适用则主要局限于合意情境下,而且其司法运作中适用习惯法的条件也比严格的英国法更加灵活。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普通法,其效力都源于司法惯例。习惯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减损普通法,发展普通法,但不能违背制定法中的强制性规则。     

从治理工具到宪政力量——驳英国普通法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悖论

英国普通法早期发展曾被多数人认为是中央集权过程中行政权力的副产品,但是,从普通法自身发展演进中的探究中可以推翻这一悖论。“诺曼征服”后英国普通法作为中央治理手段渐渐走向司法权的专业化、分工化道路,产生并附着于普通法制度之上的法律职业、法律教育从职业利益、职业观念等方面同样强化着普通法的独立自主性。制度一旦诞生便具有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命力。     

法律刚性的轮回——试析英国衡平司法的历史演进

传统观点认为,衡平司法体系是一种与普通法司法体系相对立,弥补普通法不足,促进普通法发展的司法体系。本文通过对英国衡平司法在衡平法院出现前、衡平法院存在时、衡平法院废除后不同时期的演进的历史的描述和分析来探寻衡平司法的本质属性,认为衡平司法发展的历史是法律刚性轮回的历史,而衡平法与普通法具有本质上的一体性,普通法强调遵循先例的严格性,衡平法强调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代表的灵活性,两者应当是同一个司法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两部分。     

试论英国法中的衡平正义优先原则

衡平正义优先不仅是英国法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条有关法律价值的适用原则,而且本身就是独具特色的衡平法的存在形式。从法价值和法理念上来说,正义的矛盾性和作为社会资源需要分配的属性是衡平法极好的生长点。衡平正义优先原则的最终确立是借助衡平法对于普通法的胜利实现的,即衡平法优先于普通法,优先的方式则体现为"超越普通法,但通过普通法"。由于这一原则本身即孕育于衡平正义(法)和普通正义(法)的辩证关系中,因此,这也决定了其优先的限度。这种限度主要表现在大法官人选的变化,部分衡平法程序来自普通法和衡平法先例原则的确立三个方面。     

英国刑法的当代命运——趋同中的坚守

始自19世纪并绵延至今的法典化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英美刑法的面貌,使之呈现出与大陆法系趋同的现象。在英国,异军突起的制定法已形成对普通法的全面压制:普通法上的罪名所剩无几,法官丧失了创制新罪的权力,遵循先例原则也已松动。然而,英国刑法的"大陆化"进程受到普通法传统的有力牵制,普通法仍是英国刑法的根基所在。趋同现象应被视为基于借鉴的制度改良而绝非对自己的全面否定,趋而不同是更加可能和合理的结局。     

传统与新秩序:“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普通法

香港《基本法》保留了原有普通法传统,维持了香港法律制度的延续性。香港回归后,香港《基本法》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法院在适用《基本法》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普通法的限制,发展了具有香港特色的普通法。在法律解释的方法论层面,终审法院运用目的解释方法,赋予其权利宽松解释与限制狭义解释的内涵,在传统的方法论框架下,适用新秩序下的宪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