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农民工子女阶层再生产——基于北京市8位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史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8位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史研究,以他们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教育状况和特点,解释打工子弟学校教育为何在他们阶层流动的过程中充当复制的工具.同时,再从这些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分析,最后得出对于他们每个个体而言,是如何在这些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下被再生产的.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农民工就业集中地区、农民工就业行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劣势等途径影响农民工工资水平,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下降、沿海工业部门农民工收入下降、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下降和农民工精神收入下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重构是后危机时代的积极反应。执行最低工资保护、提高人力资本、促进农民工有序流动和加强社会保障建设能提高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廉价劳动力与发展方式的转变

粗放型发展方式是那种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进行重复性低端商品生产以实现经济目标的一种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有四个明显特点：一是依赖资源和劳动力的数量投入不断增加;二是重复性低端商品的大量生产;三是低利润的数量扩张;四是严重依赖外部市场。这种发展方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有一定的合理性,适应了资源尚未深度开发,劳动力廉价且丰富,技术水平不高,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实际需要,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却难以持续。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法治视角

《工人日报》6月21日刊载全国总工会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工资收入水平较低、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     

论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结构

社会记忆再生产是对社会记忆进行一系列施加影响的行为、过程和结果。从再生产角度开展社会记忆研究,可以深化社会记忆资源、再生产过程、再生产结果之间的关联性思考,建构整体性分析框架,同时有助于分析社会记忆的生产、加工、分配和消费行为。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结构,可以解析为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意义再生产。其中,形式再生产是对记忆事项存在形式的再次转化,内容再生产是对记忆事项内容的重新叙述,意义再生产是对记忆事项意义的时代阐释。它们各具特点,并由此呈现出诸多复杂的社会记忆研究问题。     

建筑业农民工收入影响因素计量分析

由于农民工的群体特征以及行业特征,来自建筑业的稳定收入成为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典型代表。本文着重分析打工收入的代表部分——建筑业收入的影响因素,并依据数据初步建立了模型,在经过一系列的检验修正与再估计后,确定了影响农民工收入的因素模型。文章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得到有效结论,从而给增加农民工收入提出正确建议。     

农民工户籍电子管理

流动难、办证难是横亘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一道高门槛。农民到城市打工,要携带身份证、婚姻证、计生证、流动人口证、毕业证、待业证;进城后又要按规定办理暂住证等一系列证件,不仅花费多,还要跑多个办证单位,手续十分繁琐。民盟海南省委副主委刘艳玲近日提出,在我国“十二五”期间,建立健全农民工电子化户籍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创新及其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写作和出版专门论述人口问题的著作,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理论的空场,关于它的讨论内涵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呈现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不断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进行创新的历史图谱。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理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高度契合的内在关系,这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及其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文本的展开中,它们为新时代人口理论的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和宝贵的理论资源。     

突破二元结构看收入差距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为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超过0.465,到了2005年是0.47,而2006年达0.496。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的收入差距时,是否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对此,经济学界有一种观点:因为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因此国际上通行的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中国。     

中等收入群体发展障碍何在？——关于浙江中等收入群体的调查与思考

浙江省的中等收入人群还没有达到占社会主体最低线40％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显然,这样的收入结构,还构造不成一个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劳动力未来优势仍在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数量上的优势,虽然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但是在劳动力性别结构均衡、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在2046年左右,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将达到40%,劳动力素质将发生质的提升。     

以“新兴产业工人”替代“农民工”探讨

1983年,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费孝通先生开始小城镇的研究,课题组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写文章时,首次提出农民工这个概念。之后多年,社会所理解的农民工大致上是指那些户口仍在农村但已脱离或基本脱离传统农     

农民工：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农民工，一个被确认了的新称谓，一个特殊却又和亿万家庭紧密相联的群体。他们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进城，有利于沟通城乡关系，调整城乡社会结构，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同时增加农民收入。但在农民工身上曾一度存在和发生着侵犯其合法权益、在就业方面受不合理限制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将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     

流动劳动力的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获得更多的收入是流动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为准确了解收入状况,文章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劳动力的收入概况及特征,同时对影响流动劳动力的收入的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流动劳动力自身的因素、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对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均产生重要的影响.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原因主要在于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就业市场改革等途径扩大农民的非家就业与领域,缩小城乡差距。     

城市农民工与社区

农民进城务工就业 ,促进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也给城市社区带来了新的问题。帮助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社区 ,进行社区管理创新 ,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制度与实践的错位：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的路径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户籍城镇化方面效果不明显。户籍层级体系中落户政策的引导与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错位,户籍改革的福利剥除与新生代农民工落户的关注点不一致,人户分离现象的大量存在与户籍人口管理功能背离,落户障碍看似消除实质上却存在隐形壁垒。制度场域中户籍进行资源分配的制度惯性难以完全破除;行动者难以获得新的预期;户籍改革难以彻底改变户籍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嵌入惯性;大城市居民身份、资源、福利区隔再生产带来了户籍改革的体制锁定。如在制度上进行配套的综合改革,政策执行上激发地方政府吸引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动力,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户籍选择预期进行引导,将更好地达成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     

农民工市民化障碍解析

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从被边缘化到自边缘化的新问题。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导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二元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根本原因。要逐步清除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障碍,引导和帮助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诚信资本的提高,使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实现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