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犯罪构成整体视野下对犯罪客体的新认识

对于犯罪构成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应以犯罪构成具体要件的确定为切口,从犯罪构成的概念入手,在犯罪构成理 论的历史形成、体系的中外比较、现实的运用状况、指向的哲学反思四个方面对其进行整体性把握。在这一整体 视野下,可以探视到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一部分即犯罪客体理论之体系结构的繁冗、功能发挥的混淆和 作用产生的空置等诸多方面的缺陷、矛盾与不足,从而明确改造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方向之一即传统犯罪客体理 论。对于犯罪客体理论的改造,则从其定义入手,将其重新定义为法益,并置挪到犯罪概念下去研究,使其重归原 位;同时,将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相合并,从而将传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改造成为二要件说,以进化完 善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以法益作为犯罪客体的实质内容,则有消除体系混乱、统合刑法作用、指示理论方向、符 合时代精神等诸多"社会关系"说所不可比拟的优越处。     

刑事诉讼程序功能分析

本文提出了刑事诉讼程序功能这一范畴 ,认为刑事诉讼程序功能是联系刑事诉讼程序价值与具体规范的中介或桥梁。作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全面分折了刑事诉讼程序作为解决刑事冲突应当具有的自治、交涉、事实整合、法律合成等四大功能。     

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之证明——犯罪构成程序机能的初步拓展

犯罪构成的核心,乃定位于犯罪的实体评价机制。然而,如果仅仅将犯罪构成的意义局限于实体层面,就会陷入某种片面。事实上,犯罪构成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整体性的指导观念,在其体系构建的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程序主义考量。文章以德日、英美法系为讨论背景,以犯罪构成与刑事诉讼证明的勾连为切入点,尝试对犯罪构成体系的程序价值予以初步拓展,同时为中国犯罪构成体系之改进,提供某种批判性的思路。在作者看来,犯罪构成可谓是指导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框架。这不仅是因为,犯罪构成的要件集合决定了实体形成的基本轮廓,从而限定了待证对象的大体范围;也不仅仅是因为,犯罪构成的位阶顺序,规定着举证责任的履行顺序,双方举证责任的转换与推进,正是在位阶体系的轨迹上前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犯罪构成的体系结构,决定了形式证明责任的分配界限,制约着证明标准的尺度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讲,刑事诉讼证明中的基本问题,都必须回到犯罪构成的层面,才能获得妥当而可靠的解决。     

改革、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针对目前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理念和若干建议。     

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

我国从1997年开始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并缔结专门的双边条约以及近几年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已成为我国在一定条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考虑尽快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并为此确认“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一事不再理”等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与此相关的条件、程序等基本规范。     

论刑事司法中的自诉权

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是被《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赋予公民获得司法正义的权利 ,旨在保障公民能够通过司法途径、并经法院的公正审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保障公民获得法院的公正审判 ,首先要保障公民接近司法、进入法院的权利 ,这一权利常常被称之为“诉权”。① 在我国的民事和行政诉讼中 ,公民的诉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 ,司法救济被认为是解决民事和行政争议、维护公民权益的最后手段。在以国家公诉为主的刑事诉讼中 ,公民的诉权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话题。这是因为 ,在刑事诉讼…     

论环境时代宪法对其他生命物种权利的尊重

从物种多样性保护这一生态学上新的理论和方法出发,通过分析“生命平等”这一体现生态主义的法理基础和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法律价值取向,有必要在各国宪法中增设“应当尊重其他生命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原则规定,以弥补传统宪法在保护其他生命物种问题上没有将其与人类共同视为生命共同体的缺憾,以反映环境时代宪法权利生态化的特征。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Council of the Chamber of Attorney of the City of Moscow Record of Disciplinar Proceedings Against Attorney I. [Spring 2008]

[Main accusation: showing disrespect for the court.—Eds.]

An attorney is obliged to challenge unlawful and unjustified actions and rulings committed (issued) by judges in a specific case, but only in a form that does not contravene stipulations of legislation on work as an attorney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of the Code of Professional Ethics for the Attorney.     

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约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构建了制约和监督两种权力监控机制以保障权力的合法行使。权力制约在限制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检察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本文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检察监督不仅会形成不合理的审判结构,而且不符合警检关系的发展趋势,相比之下制约则更具有优势。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权力监控理论需要转型,应从监督论走向制约论。     

论宪法修正对刑事法制建设的指导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刑事法制建设必须在宪法的指导下进行,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中贯彻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树立和增强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在刑事法制建设的进程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到公正司法和文明司法,在宪法的指导下加强刑事法制建设。     

俄罗斯联邦关于被害人、证人及其他刑事诉讼程序参加人国家保护法

本联邦法律规定被害人、证人及刑事诉讼程序的其他参加人的国家保护的措施的体系,包括安全措施和对上述人的社会援助措施以及确定该措施的适用的根据与程序.     

关于刑事诉讼中辩护权性质的认识

刑事诉讼中刑事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的性质问题直接涉及辩护权在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辩护权本质上属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公法上的私权利。辩护权的性质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有助于提升辩护权的法律地位,为重新构造辩护权的规则体系和建立有效的辩护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论言词证据之禁止——以《德国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分析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是在特定背景下,以德国基本法为根据而单独增加的条款。它采用列举和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对禁止使用的讯问方法及违法取供的程序性后果作了明确规定。该条文的内涵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不断得到扩展,目前已经成为德国言词证据收集与运用的基本法则。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增设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背景与德国当时增设第136条a具有许多相似性,应当借鉴德国做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言词证据禁止法则。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价值评析与制度完善

我国刑事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先刑后民”原则为价值基石,旨在应对“刑民交叉”案件。近年来,因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些背离实体正义的情形,引致了诸多批判甚或取消的论调。通过对该制度从价值根基到实践范式进行全面解析,宜肯定其基本合理性,同时应从规范立法的角度完善其制度设计,更好的舒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程序机能,以应对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吁求。     

Chamber of Attorneys of the City of Moscow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gainst Attorney D.

[Main accusation: disclosure of attorney's secrets.—Eds.]     

如何应对传统定罪思维的困境——我国犯罪成立理论体系完善的核心问题

我国传统的平面化犯罪成立理论体系与司法三段论的定罪思维模式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铸就了我国传统犯罪成立理论的“解释性功能倾向”。但定罪过程的实质性特点使司法三段论面临困境,于是辩证推理的定罪思路成为解决问题的首选途径,此种思维模式为实质性因素的介入留下了余地。与此相适应,犯罪成立理论的核心问题就应当从解释法条转向限制实质性定罪知识起作用的方式和实现超法规定罪知识的具体化。在此前提下,“形式与实质的立体融合”就成为犯罪成立理论体系的应然建构思路。     

论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以职权主义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展开

职权调查原则,最早源于罗马法,成型于中世纪,指为查明真相,庭审法官(或审判长)可不受控辩双方所提供之证据材料的约束,而依职权主动调查及收集所有可能对揭示真相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这是职权主义国家的通常设置,也是职权主义区别于当事人主义的核心要素。法官职权调查原则的正当依据在于实质真实,并不违背公正程序的要求,也不会压缩刑事辩护的空间。中国的法官职权调查原则备受诟病,核心原因在于特殊的诉讼权力构造,而非职权调查原则本身。在庭审证明实质化的大背景下,强调法官的职权调查原则是保障实质真实的需要,符合中国的职权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