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考及其局限性--读

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解释和发挥否定之否定规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重视和创新力度远不如对立统一规律.他从矛盾双方对立面的转化和质变解释辩证否定范畴.对"否定性"概念又缺乏足够的研究,他所理解的否定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运用更侧重于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批判.在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都是在对立统一规律范围内进行的,通过两次否定促进事物向上发展,产生新事物.由于第二次否定只是在肯定阶段基础上数量和性质的变化,就不能确切揭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重复性的统一.在方法论上也就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完整性.     

毛泽东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考及其局限性--读《毛泽东哲学批注集》

毛泽东从对立统一规律解释和发挥否定之否定规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重视和创新力度远不如对立统一规律。他从矛盾双方对立面的转化和质变解释辩证否定范畴,对"否定性"概念又缺乏足够的研究,他所理解的否定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运用更侧重于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批判。在否定之否定规律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否定和否定之否定都是在对立统一规律范围内进行的,通过两次否定促进事物向上发展,产生新事物。由于第二次否定只是在肯定阶段基础上数量和性质的变化,就不能确切揭示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重复性的统一。在方法论上也就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完整性。     

从马克思主义否定观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马克思主义否定观角度来看,"三个自信"是对资本主义否定的必然,是对苏联模式否定的必然,是对我国"文革"否定的必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新的肯定。"三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     

公有制、社会所有制和公众所有制的关系辨析

公有制、社会所有制与公众所有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时生产资料个人独有的否定,三者之间是矛盾与统一的关系."公有制"概念是作为私有制的对立面而从政治意义上加以使用的,因此排斥私有成分;而"社会所有制"概念则是马克思从逻辑角度否定传统私有制的未来社会发展的产物."公众所有制"是一种个人占有形式,但是却突破了个人占有资本在数量上的局限;而"社会所有制"不可能完全脱离个人所有,但是实现了对个人占有的扬弃."公众所有制"是一种具体共有形式,而"公有制"则是一种抽象共有形式.作为具体共有的"公众所有制"只是反映了作为抽象共有的"公有制"的部分特征,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公有制.     

解构与重建: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理论目的解读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是当今哲学界关注的话题."否定的辩证法"所要解构的是传统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辨证法,所要重建的是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来面目的批判的辩证法.     

辩证否定观:从理论到教学的有效转换思考——从概念阐释的视角来看

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并不单单是作为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或流行的(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已是过时的)理论而存在。辩证的否定观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中有着重要地位,它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对于马克思而言"否定"现状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现实的或者说政治的任务。只有从学理上厘清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内容,才能在授课中实现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     

“两个不能否定”与《决议》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习近平同志的"两个不能否定"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两个不能否定"不是要否认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也不是要突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做出新的评价和论断,而是延续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调,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做出的精确概括,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联系性与继承性。"两个不能否定"与《决议》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     

资本批判与扬弃：马克思的思想及启示

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对待资本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资本主义二重演绎的时代，资产阶级学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有鉴于此，马克思从资本作为依托物反映一定社会历史关系的经济形式这一观点出发，深刻诊断出资本式生产实为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颠倒反映。资本因不可克服的超越界限与制造界限的冲突，给经济社会良性运转、人与自然友好共生、人的全面发展等带来深重危害。人类既可选择维护资本逻辑的“消极式”扬弃资本路径，更可采用牵引资本服务人发展的“积极式”扬弃资本路径。重视并利用资本文明成果、辩证应对资本二重作用、熟谙资本扬弃的多元性和共同性，分别是马克思资本批判与扬弃思想启发我们对待资本的总体态度、基本思路和现实要求。     

解读古代行政法之争：历史与本土法律文化视角

法学界对"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争论已久,在判断上有两种相反立论--肯定论和否定论.由于对"行政法"概念的不同理解,双方实际上并非在同一"行政法"意义上争论同一问题.综观争论过程,双方掌握的史料大致相同,结论却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值得反思.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研究存在用"西方概念"和"现代观念"分析中国的法制发展历程的倾向,在该问题的争论中尤为突出.因此,有必要回归到历史的角度重新思考问题和对问题的讨论.     

霍金自我否定的意义

正黑洞不存在?开玩笑的吧。不过,这话出自黑洞理论创始人之一史蒂芬·霍金之口的时候,那就得认真听了。据《自然》杂志1月24日报道,霍金发表论文,质疑黑洞的存在。霍金说:"在经典理论中,黑洞不会放过任何东西;但量子理论允许能量和信息逃离黑洞。"他同时表示,科学家需要结合重力和其他自然力构建新的理论才能明确解释整个过程。"黑洞理论"早已深入人心,被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可此时,霍金却自我否定,称"黑洞"并不存在,令舆论瞬间哗然。而这,还不是霍金第一次自我否定——早在2004年     

政府定位——行政改革分析的新角度

如何摆正社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何者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两个问题时时刻刻在影响着中国行政改革的进程。为促使中国行政改革能够自觉、稳妥地进行，本文从中国20余年间起伏的改革历程出发，结合国际社会政府定位的基本理论观点、经验和教训，在否定政府决定论和市场决定论的基础上，断定采取国家社会组合模式，尽管会阻力重重，但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定位惟一正确的形式，也是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     

关于我国引进外资质量问题的思考

引进外资的实质，就是让出国内部分市场、资源去换取国际资本的一部分资金和技术。我国在引进外资时一定要注意其负面效应。本借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引进外国资本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我国今后利用外资的若干对策建议。     

西方“整体政府”改革：理论、实践及启示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西方各国进行了以"整体政府"为内容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在理论上,西方"整体政府"改革既是对新公共管理反思与批判的结果,又是一定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还与各种协作理论密切相关;"整体政府"已成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改革的新趋向,并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模式的新型政府改革模式,即"整体政府"模式。该模式具有深刻的内涵、鲜明的特征和独特的治理结构。在实践上,"整体政府"改革具有丰富的内容,既有改革模式上的共性,又有具体操作中的国别特色,并形成了一种最佳实践模式。这一最佳实践模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与哲学、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以及制定政策、设计方案和提供服务的新方式。西方"整体政府"改革对我国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路具有三点启示:一是建立"内联"治理结构;二是发展"外协"合作关系;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行政文化。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新领域——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人力资本投资有不确定性并可能给相关主体带来损失。由于风险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抑制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扩展。这在人力资本作用日益重要的时代，可能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本在对原有人力资本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涉及的主要方面进行讨论。     

政府改革困境的制度结构性视角分析

目前,政府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键,迫切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政府改革的规律.然而在现实中,政府改革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难,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双重不到位.从"国家悖论"与"政府失灵"理论出发,一般认为,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往往是由于政府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主体缺失造成的,在理论上形成了难以深入分析的死结,也无助于政府改革的推进.认为,政府的角色冲突不是政府改革困境的根源和本质,而只是在考虑整体制度间均衡时的结果,忽略了政府的结构性特征;借鉴了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治家-官僚分析范式,以结构性分析的思路为主线,拓展了政府改革的两方博弈框架.从而认为政府改革困境的本质是政治家与官僚间在政府改革中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并分析了阻碍政府改革顺利推进的路径依赖效应与改革激励不足的问题.指出,要打破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可以从改革的社会沟通与激励,财政约束,官僚机构的偏好与理念,以及全面长效监督等方面着手.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博弈:政商关系之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必须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保持一种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对省级地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政府规模是我国推进政府改革进程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索对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国内学界对政府规模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基本是政府规模问题研究的空白点.从政府规模的概念和影响因素入手,以2003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台湾、香港、澳门、西藏除外)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回归分析,对学界普遍认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人口因素、地域面积以及民族因素进行考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负相关,说明瓦格纳法则并不适用于现阶段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与中国省级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人口因素与政府规模呈高度负相关.这个结论与我国许多学者的经验观察与主观感受是相反的.地域面积与政府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但在省级行政单位这一层面上影响非常微弱,不像有的学者强调得那样大;少数民族比重与政府规模呈高度正相关,这是一个新的定量研究发现.由此提出:在建立合理、优化的政府规模时,应更多地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探讨其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充分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对症下药地提出相应的改革方案.在推进政治、行政改革时更应慎之又慎,以构建与市场经济大背景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温和稳健,防止过度激进,坚持理性考察,避免煽情之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转型(下)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危机推动加利益驱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持续?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和持续机理,需要研究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笔者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首都金融业

在进入２１世纪之际，构建适应首都经济需要的现代金融业，将是首都金融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现代金融业主要现代中央银行体系、现代金融市场银行业、现代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现代金融法律体系和现代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在继续深化首都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首都金融业的优势与潜力，逐步完善首都金融业的宏调控控功能和金融功能。建立金融体系，是首都经济在２１世纪发展的需要，也     

人民代表大会的定性及其意义

本认为，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长期以来缺乏完整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政治改革实践的顺利进行。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现代化后发国家政治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对近代西方议会制度的一种超越，而将人民代表大会视为民权机关具有重要的历史、理论和现实意义。本就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建设起一些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