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的规范缺陷与完善

持有行为包括了私藏行为,二者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种属关系,非法私藏行为不能归于非法私藏枪支、弹药罪,应当归属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因此,立法中应当将“私藏”的表述删除。非法持有爆炸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犯罪化。这种行为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犯罪构成,而与非法持有弹药罪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属于持有型犯罪,立法中应当将爆炸物列入非法持有的犯罪对象。刑法中区分弹药与爆炸物没有实际意义,应当采用广义的弹药概念,将爆炸物归属于弹药含义之中。     

有关涉枪类犯罪中非法持有行为与非法携带危及公共安全行为的适用辨析

修订后《刑法》中的第128条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与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在实践中的适用矛盾颇为突出。由于二罪的构成要件表面上形似且部分重迭，故对于诸如持枪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如何定性均各执一词。     

论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5月16日)将《刑法》第125条第1款中"非法储存"一词,界定为"为他人存放",客观上缩小了该条款的适用范围,造成实践中"为己存放"爆炸物等行为脱离了刑法的规制,鉴于该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对涉爆犯罪,设立"持有刑"的堵漏条款。通过完善立法解决司法实践中该行为应如何定性的问题。     

也谈持有型犯罪——非法持有应是“作为犯罪”

<正> 持有是对物的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已将非法持有毒品规定为犯罪,作为签约国,我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3条规定体现了公约规定的精神,即非法持有毒品,非法持有毒品达一定数量,即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在国外立法例中,如美国的《模范刑法典》第201条规定,“持有者故意取得或将受该物件或欲终止其持有时,在有足够时间去终止之期间内,对其自己支配该物之事实有认识时,在本条之适用上,持有即是一种行为。”持有是一种什么行为形式?引起了我国一些学者的探讨兴趣。其中,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一种新型的,既不同于作为又不同于不作为的犯罪行为形式——持有行为的产生。《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刊登的饶景东同志《议持有型犯罪》中提出“持有是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行为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认为持有非独立于作为与不作为之外的犯罪行为形式,理由有三: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解释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中的持有应当采取合目的扩大解释的立场,没有合法正当根据是其核心要义。当《刑法》明确区分储存和持有时,持有的范围应当限缩解释。在《刑法》没有区分时,应当将本罪中的持有理解为包括储存。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和持有假币罪等犯罪中的持有在司法认定上应当适度区分,前者不要求具有特定的目的,而后者通常具有使假币进入流通领域等目的,后者应当采取限缩解释。非法持有后宣扬,应当根据宣扬的对象和持有的对象关系作出区别处理,同一宗的对象,以及仅将非法持有的部分物品宣扬的,按照宣扬行为论处。非法持有和宣扬的物品属于不同宗时,存在数罪并罚的空间。在认定本罪明知时不宜过度强调行为人的智力等因素,应当并进一步细化司法解释中的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法则,并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重要性,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

指导案例13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13年1月31日发布)裁判要点1.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氰化钠等剧毒化学品,易致人中毒或者死亡,对人体、环境具有极大的毒害性和危险性,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毒害性"物质。2."非法买卖"毒害性物质,是指违反法律和国家主管部门规定,未经有关主管部     

浅谈非法持有“麻古”的定罪数量问题——以钟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为例

非法持有毒品,特别是非法持有新型毒品（如摇头丸、麻古等）的构罪数量问题一直以来存有争议,司法实践中也有按照纯度折算后再考虑是否达到构罪数量的做法。本文从某省部分司法解释出发,探析立法原意,提出毒品含量只应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而不影响定罪。文中认为实践中按照纯度折算后再计算毒品数量的做法有突破立法之嫌。     

非法行医案件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我国对非法行医分别在刑法和行政法中做出规定,二者概念及内涵的本质区别是行政违法与犯罪。非法行医案件中行政违法与犯罪的界限,应从主体和客观方面予以准确界分。为了非法行医案件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应完善案件移送与接受机制,规范案件移送中的证据转化,厘清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量化了非法行医中违法与犯罪的界限,有利于司法实践,但仍有不足之处。     

粟君才等人抢劫、非法持有枪支案评析

被告人为抢劫而携带枪支并不等于为抢劫而使用枪支,使用枪支是指行为人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故意向对方显露抢支或开枪射击的行为。但如果行为人毫无针对性地将枪持在手中则不属于使用枪支,而是携带枪支行为。携带枪支而使用的情况实施抢劫,不能认定为持枪抢劫。被告人非法携带、运输枪支,根据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刑法理论,应以非法运输枪支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尊重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出发,法院只能针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来认定,不宜改变指控罪名认定。     

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对《刑法》第120条之六的解读

作为《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罪名,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设立,回应了惩治暴恐犯罪的现实需求,严密了惩治暴恐犯罪的刑事法网,反映了从严惩治暴恐犯罪的要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构成特征上看,其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表现为对公共安全造成侵犯的威胁或危险;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管制秩序的侵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在认定和适用本罪时,需要严格把握政策精神,注重法律衔接适用,准确认定犯罪界限,同时还要依法处理自首、坦白等具体问题。     

运输毒品罪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区分

运输毒品罪是重罪,办案机关应合理限制其处罚范围,避免扩大化适用.运输的界定不能忽视其作为物流领域概念的基本属性.运输旨在改变商品的空间位移,应注意毒品的位移距离对于运输行为认定的基础意义.行为人长距离运送毒品的,应依法认定为运输毒品的行为,是否成立运输毒品罪,需具体分析.除特殊情形外,短距离的毒品运送通常并不引起毒品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法院最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了操作性标准,但是相关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限仍然值得探讨。其中,＂存款＂的概念应当基于金融业务理解,＂公众＂不宜量化,融资人的主观目的是判断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重要标准,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经营活动更不宜以损害后果作为定罪与否之根据。     

此案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

2008年6月，犯罪嫌疑人陈某通过电话与自报姓名为王某（另案处理）的贩毒人员联系，并约定向其购买毒品。同年6月12目至6月15日间，被告人陈某先后多次向自称在四川省乐山市的贩毒人员王某提供的两个账户汇款共计人民币19万4千元，并商定利用邮政快递方式将毒品邮寄回天津。     

非法持有毒品罪中的刑事推定问题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毒品犯罪的一种,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相比,罪行较轻。从该罪名的立法沿革来看,非法持有毒品罪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堵截式规定,隐含了对毒品持有行为这一客观事实在法律规范上的推定,这种推定同刑法规定的其他持有型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或其他物品罪等罪的推定情形相比,有其特殊性。     

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认定——田杨、匡更明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案

在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犯罪中．应区分居间介绍行为的不同情况，对居间行为人分别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其中，为毒品的出卖方推销、介绍毒品的居间行为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受吸食毒品者委托，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居间行为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存在预备、未遂、中止状态。具体情况如下：

1．为吸食而购买毒品，与卖方约定交易地点后尚未见面，在路途中即被抓获的，因其尚未与卖方进行实际交易，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未遂。 2．接收藏匿有毒品的邮包，到手后被抓获是既遂，邮局工作人员核实收件人身份后，放到柜台上，接收人未及接触邮包时便被公安人员抓获的，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未遂。     

论不动产抵押权的善意取得——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司法解释之规定

第三人能否善意取得不动产抵押权应予考虑的主要情形与判断标准包括：1.冒名处分他人不动产的,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当然,在对特定财物进行连续处分的情形下,即便第一次的处分行为是冒名处分,也并不会否定此后连续发生的其他处分行为适用善意取得的可能性,除非此后连续登记的两个处分行为都是冒名处分行为。2.受让人是否善意的判断标准不应...     

非法持有毒品罪“情节严重”的认定困惑与解释思路——以刑法分则中“数额”与“情节”的关系梳理为背景

非法持有毒品罪中三个量刑幅度之间的关系解读,影响着"情节严重"的解释角度,影响着"3年以上7年以下量刑幅度"是被虚置架空还是可以实际运用。以刑法分则中"数额"与"情节"的关系梳理为背景,思索非法持有毒品罪中"情节严重"的解释基础,思索三个量刑幅度之间的应有逻辑关系,以此建立"情节严重"的解释标准和给出"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是解决关于"情节严重"这一司法争议问题的核心和根本。     

事实存疑的利益应归于被告人——一起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定性争议引发的思考

2007年11月17日，侦查机关在被告人沈某某家及其所有的奥迪轿车内查获麻古、冰毒等毒品。经鉴定，其中甲基苯丙胺类毒品111．1克、乙基苯丙胺类毒品54．4克、氯胺酮类毒品1克。沈某某对其持有上述毒品的事实均予承认，但对毒品的来源则始终供称：毒贩吴某某被抓后，吴某某的母亲王某某对沈某某讲吴某某还有部分毒品未被发现，想将这部分毒品暂时交给沈某某保管，沈某某遂开车到王某某约定的地点拿取上述毒品。因王某某未能到案，沈某某所述毒品来源无法核实。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思考——兼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宪法程序的基本内容,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宪法判例据此推定出排除规则;日本等国宪法既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也规定了排除规则;德国基本法从公权力的限制性规范推定出排除规则。排除规则排除的不是证据本身,而是公权力的违法行为,因为证据是先于程序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不能排除,也不应该排除。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可分为:单维度的价值定位和多维度的价值定位,前者在于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后者还包括证人、被害人和社会大众的权利;不同维度的价值取向意味着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有别。我国宪法没有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和排除规则的规定,正在热议的《刑事诉讼法草案》对这两个规则作了具体规定,其意义重大,不容置疑,但也存在着实施的困难和障碍:一是与排除规则配套的司法体制、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等有待完善;二是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标准不确定、不具体、不合理;三是排除规则适用的例外情况没有专门规定,容易放纵公权力的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