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中心城区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成华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程中的个案考察

本文从分析成华区农民集中居住区的现状和问题入手,探讨如何通过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实力,发挥其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服务功能,为解决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当前社会组织介入农村集中居住区文化建设路径的思考——以始阳社区的文化建设为例

农村集中居住区的建造使农民由原来的散居状态进入到聚居状态,居住方式的转变使得邻里关系、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建立在原先生活基础上的价值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文化建设来重塑"共同意识"。本文以雅安市天全县境内的始阳社区为例,探讨社会组织在介入农村集中居住区的文化建设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之程序保障

一些地方政府在以行政力量强势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单方面推进,农民没有知情权,集中居住的相关信息不够公开,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无法获得应有的通知公告、书面协议。地方政府公开农民集中居住决策相关信息的法治价值在于保障农民的知情权,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深化集中居住决策的信息公开,要求地方政府既要公开并提供全面准确的集中居住决策信息,又要通过多种途径为广大农民及时获知集中居住决策信息提供便利。     

居住自由权入宪与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

公民的居住自由权与迁徙自由权关系密切而又是不同的概念。由于居住自由权在我国当前宪法中缺位,一些地方政府在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进程中强迫农民集中居住无所顾忌,这种行为忽视了"自由"信念而来源于家长主义式干预的思想。居住自由权入宪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行为将受到宪法上的约束,从而有利于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     

城市涉农社区管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以成都市金牛区为调研样本

近几年，成都市各区（市）县按市委、市政府统筹推进“三个集中”的部署，积极推进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启动了很多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项目，简称为涉农社区。如何加强对城市涉农社区的管理，为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奠定基础，成都市委党校金牛科研基地课题组于2007年8初对金牛区涉农社区管理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     

跳跃式城镇化与新式城中村居住空间治理

作为城郊被征地农民集中安置社区的"城边村"虽然在建筑景观、社区环境等方面已经与周边城市社区差别很小,但由于居民的社会网络、生活方式等仍然普遍维持着原来的乡村习惯,实质上只是披着城市外衣的新式城中村。相比传统城中村高度异质化的社会结构,新式城中村集中安置的居住空间特点及区位劣势导致其社会结构的同质化程度非常高。上述居住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特征在邻里效应的作用下,有可能被固化为群体的空间身份标签,最终诱发居住隔离。而居住隔离的萌发则会进一步强化邻里效应,使这一群体从被标签化走向整体的被边缘化。     

社会参与下的新市民社区治理探析——以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

伴随社会民主化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社会参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要求。要实现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新市民社区,即因被征地、生态移民、地址灾害等原因被政府安置的农民集中居住区,是在政府主导下产生、运转的。居住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等,让新市民在城市适应上有一个较长的过程,社区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相比城市社区而言有很大差距。文章通过对龙泉驿区新市民社区社会参与情况进行深度调研,并结合国内外社会参与的理论经验,分析问题、查找原因,为新市民社区的治理提出对策性的思考和建议。     

成都中心城区涉农社区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成华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进程中的个案研究

成都中心城区的农民集中居住后，必须科学选择和实施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路径和措施，这对于提高失地农民素质、转变观念、就业与创业、生存与发展、后续管理与建设的跟进，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为此，文章提出了社区文化建设系统化、就业形态多元化、生活居住社区化、基本生存社保化、集体资产股份化、城乡规划一体化和基层管理规范化，以这“七化”来有效推进成都中心城区涉农社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新市民集中居住区民主治理与社会重建——关于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的调查报告

文章介绍了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街道在新市民集中居住区的民主治理和社会重建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和探索,反映了其新市民集中居住区民主治理和社会重建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社区建设的建议,从城乡统筹视角对进一步做好新市民工作进行了理论思考。     

浅谈农民集中居住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新时期,推进农民集中居住将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建设和改造的又一尝试。但是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很多问题与矛盾,正确处理农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农民自愿与政策引导、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政策与法律等关系,是保证农民集中居住这一尝试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工“居住向社区集中”的调查与思考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大量农民成为职业工人,使"农户空壳化"程度不断提高。"居住向社区集中",不仅是指农村居民向行政村的社区集中,也包括农村居民向城镇社区集中。应当顺应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趋势,着重引导农民工向县(市)城、乡镇的社区集中居住,以此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切实措施,保护进城镇居住农民工的利益。     

外来人口的居住现状及居住需求调查——以上海三个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小区为例

本次调查以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现状及居住服务需求为主题,在上海3个外来人员集中居住的社区进行入户调查.结果显示,外来人口的租房比例高、居住质量差.上海作为外来人员最为集中、人数最多的大城市之一,亟需完善现有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以应对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诉求.     

“汲取”与“包容”:“农民上楼”的两种模式

在过去十年里,城镇化是中国一项影响深远的公共政策,不仅塑造了新型的城乡关系,也极大地塑造了基层政府行为。乡镇政府在执行城镇化政策的时候,会呈现极端行为,即汲取的和包容的。县乡财政关系以及县级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度是造成两种极端行为模式的关键原因。两种不同的城镇化模式在农民中间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农民对集中居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不满。因此,在推行农民集中居住的政策过程中,抑制基层政府非理性行为的有效措施是调整政绩激励机制的指标与结构,同时,用制度化的方式确保农民参与此项政策的基本权利,建立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     

从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看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区管理与服务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形态的巨大变革。全新的居民结构、产业结构、居住结构要求在快速城市化区域尽快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特别是在以社区为基本单位的治理结构上率先突破,重要的是以引导与灌输相结合转变居民观念、以提高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保证社会管理的有效性,以解决民生需求为重点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最终实现居民自治、社区共生、社会和谐。     

加快城市化进程 促进农民市民化——对双流县深入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的调查与思考

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要求,双流县自去年以来,推行"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业主集中)的发展思路,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三个集中"的核心是农民向城镇集中,就是以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产业互动,实现协调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最近,我们走访了县计经局、县委政研室、县委农工办等部门和文星、白家、九江、彭镇等镇,就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深入推进农民向城镇集中,促进农民市民化进行调查、分析,并提出思考建议.     

多民族聚居社区治安治理研究——以新疆“嵌入式”社区建设为例

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基本构成单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当前,在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聚居社区的治理研究尤显重要和紧迫。以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居住社区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居住社区建设遇到的问题及瓶颈,提出新疆构建"嵌入式"多民族居住社区的建设路径,以期为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总目标服务提供有益参考。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理论证成

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符合国家公权力介入社会自治的一般理论，具有保护农民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及其目的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性。农民集体所有权主体、客体的特点决定的自治管理的异化可能性以及集体资产自治管理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监督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必要性。国家公权力介入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以尊重集体所有权自治管理为前提，必须符合正当性介入条件，并且以保护集体资产所有权利益和成员利益实现或者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限度。     

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和创新;推进农村社会组织和农民自我管理的作用和创新;推进农村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体制的创新和机制改革;建立规范的农村社会管理的法治环境。     

岛外撷英

北京市将立法规范居住区机动车停放收费从北京市发改委2月9日发布的《北京市居住区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北京市居住区机动车临时停放管理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将是小型车0．5 元／1小时,大型车1元／1小时;居住区机动车长期停放管理服务收费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