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检视与完善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具有双重权益属性,涉及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符合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现实需求,有利于保障个体尊严与自由,维护社会安全与秩序。当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有起诉条件笼统泛化、诉权主体规则有待明确、配套机制略显单薄、诉讼请求类型有待丰富等问题。具体完善路径可通过明确公益诉讼的适用条件及有关组织起诉的资质条件,完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规则,实施举证责任倒置,落实惩罚性赔偿等方式促进多元主体立体化保护,确保公益诉讼制度发挥实效。     

论环境法中的公共利益

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面向公众,关涉公共利益,影响面甚广,其中以环境领域的侵权事件最为直观明显。这类行为具有特殊性,相应地也决定了在处理这类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时,立法、行政、司法的全程都应增加公因素的考量。     

论行政诉讼中的公共利益保护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的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利益。只要违法者的违法行为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损害的潜在可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利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公共利益。理想的公益保护模式应该是,以国家保护为主力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保护公共利益。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仅限于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的诉讼法支持,这就使得公共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成为一个缺欠。我国应顺应国际化潮流和我国实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其基本内容为行政公诉和民众诉讼并存。在未来的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中,我国应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将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明列于相关法条之中。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

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没有确立相应的理论标准,规范中也未明确规定,实践中也缺少相对统一的做法,这就导致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认定,事实上处于一种制度边缘化的存在,不能发挥核心作用。理论上,行政公益诉讼中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标准包括明确价值和受众的导向,需具有行政性特征,具有可诉性,并且要考虑地域和层级间对公益判断的差异。理论标准导入规范的过程中,要注意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可分性。国家利益以国家意志和发展需要为导向,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重大政策性文件加以确定;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处于开放状态,除部分列举外,考虑到地方公益的差异,宜将判断的权限下放至行政公益诉讼各参与主体,最终由法院在各方意见基础上加以判断裁决。     

论环境法中的公共利益

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面向公众,关涉公共利益,影响面甚广,以环境领域的侵权事件最为直观明显。这类行为具有特殊性,相应地,也决定了在处理这类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时,立法、行政、司法的全程都应增加公因素的考量。现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已经生效,然引发的思考还在继续,在法律规制与救济时,应注重对公面向的设计,立法的公共体现,执法的公众参与,司法的公益救济,三者的结合才能保证环境法的有效实施。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有其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制度空间。但是,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有所失范、相关概念不够明确与监督相对滞后等缺陷。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的预防价值、衡平价值、补位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拓展保护范围、拓展监督空间和完善配套机制,以构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公共利益及公益诉讼解读

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其根本性标志在于非排他性和使用与消费的共同性。公益诉讼可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其本质在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开放性是公益诉讼的显著特征。     

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大数据时代下,因公民信息大范围泄露造成的相关社会问题使得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愈发紧迫和必要。行政法领域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就在于寻求公共管理与个人隐私安全的平衡。引入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与水平。构建我国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明确信息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要件,优化信息行政公益诉前程序。     

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

2021年8月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再次成为热点。通过对现有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分析发现,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规定了采用公益诉讼的救济机制,但仍然存在诉讼主体资格有限、诉讼过程举证困难、判决结果缺乏全面性的现实困境,为完善诉讼程序留有讨论余地。基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优化个人信息民事诉讼的起诉门槛,通过完善调查取证和质证程序、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构建更为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立案范围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2020年10月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6条对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进行了立法确认,但未明确规定立案范围。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仅以该条文规定的“侵犯未成年人公共利益”为标准开展公益诉讼,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未成年人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立案范围制度亟待完善。在立法形式上,可采取概括式规定与列举式规定、肯定式规定与否定式规定相结合的“混合式”模式。在立法内容上,可通过明确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类型和侵害对象的延展性两方面来准确界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并依据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类型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同时,明确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立案的损害程度标准为“存在被侵害风险”,被侵害风险应具备持续性和排除的现实紧迫性。此外,还应对明显不属于检察公益诉讼立案范围的案件作出明确规定,对超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既定类型范围但有必要立案的案件,作出立案审批限制规定。     

论澳大利亚环境公益诉讼之公共利益成本规则

本文通过探讨澳大利亚环境公益诉讼及其公共利益成本规则,认识到尽量减少诉讼成本、考虑建立相关制度、修改案件受理费的相关规定等,可以推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之路径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对个人信息保护具备内生必要性与外生必要性,且在立法技术、立法保障与政策支持上均具备广阔的制度空间。但从实践看,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仍存在配套机制供给不足、立法失范、相关概念不明与法律监督滞后等问题。鉴于此,应以行政公益诉讼之“三价值”为导向,从保护范围、监督空间与配套机制三方面做到“二拓展一完善”,从而在制度上构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有效体系。     

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解释、补充以及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故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我国新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在第一章“总则”中以六个条文（第 5-10 条）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作出了规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正当、必要、诚信、目的限制、公开透明、质量、安全等八项原则。     

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法律监督的理性回归

民事公益诉讼在2012年入法,但当时并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起诉权主体地位,主要是因为理论界此前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较大争议,而且实践探索不够。尽管在201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之时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写入第55条,但关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当性依据仍争论不休。一项新制度的健康运行与完善需要实践探索,更需要有力的理论支撑,本文围绕我国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宪法定位,通过公共利益代表理论及检察权的属性进行分析阐释,力争平息对该制度的质疑与反对之声,也为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规制水平再提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功能的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完善了个人信息的法权地位,确立了多主体协同的合作治理框架,丰富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体系,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统筹协调者,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权利配置结构。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存在知情同意出罪功能的设定不清晰、不同法律间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不一致、法律域外效力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个人信息主体地位观照不充分、权力配置错位等潜在堵点。针对以上堵点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通过规制创设和规制修订打通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潜在堵点,完善信息公共基础设施降低个人信息搜索成本,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解决“伤及无辜”问题。     

《民法典》背景下个人信息侵权举证责任探究

随着个人信息的商品化利用越来越普遍,个人信息侵权案件频繁发生。基于此,民法典将个人信息置于人格权一编中并加以细化。然而,现行个人信息侵权举证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从而在实务中出现了信息主体举证难度大、争讼双方利益失衡、维权成本加重的问题。为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侵权举证责任制度,遏制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发生,应从设立三元归责原则、采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理论、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三个方面予以完善。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当下检察机关多项司法改革措施同步推进,不断探索新的法律监督增长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趋势愈加明显。从公益诉讼及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出发,解读二者内在关联,指出司法实践的难题,继而论证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从理念、宏观架构以及程序优化等方面建构一套相对可行的制度体系,促进检察监督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深度融合。     

环境公益诉讼属性的行政法学分析

在公共利益需要保护的严峻现实下，环境公益诉讼以其多样化的功能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审视现有的研究成果，学界大多赞同多种诉讼模式并存的环境公益诉讼，其中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确立更是达成了共识。然而，粗线条的制度设计往往会适得其反，欠斟酌的立法安排会影响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为此，本文通过对公益诉讼的剖根溯源、对三大公益诉讼模式的比较与择取，最终判断公益诉讼带有典型的行政属性，相应的环境公益诉讼也只能是行政诉讼类的。     

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研究

上世纪七十年代各国开始的“治道变革”,可视为转变与重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一种努力。新的社会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特征在于权力的分散与多中心化,政府不再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唯一权威,市场与社会自身的力量受到重视。总之,新的秩序强调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以及不同实现形式之间的相互合作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