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杨译本习语喻体翻译中直译法的运用

<红楼梦>就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充满着比喻性习语及其有关的语汇.对这些词语的喻体理解和处理,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而且也关系到其译作的成败.本文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从直译法视角就<红楼梦>两译本习语喻体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展开探讨.     

《红楼梦》“残荷”考辨

《红楼梦》中林黛玉将李商隐诗句"留得枯荷听雨声"引作"留得残荷听雨声"。各版本《红楼梦》均将黛玉引句写为"残荷",李商隐原诗在各版本中均作"枯荷","枯"、"残"之异并非版本异文所致。《红楼梦》对李商隐诗句的多处引用说明曹雪芹本人对李商隐诗歌十分熟悉,不会出现记忆误差,"残"当为曹雪芹有意改之。"残荷"在荷花生长阶段上更符合故事发生于秋天的时间背景,并与林黛玉的感伤性情相契合。一字之异体现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炼字锻句"的手法,以及清代小说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红楼梦》对《史记》写人艺术的继承

《史记》和《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写人艺术成就出色的两部代表作品。《史记》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红楼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艺术典型。司马迁以其独到的眼光选择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为其立传,使这些历史人物形象名垂千古;曹雪芹用艺术家的眼光塑造了《红楼梦》中的经典艺术形象,这些艺术形象在文学创作中也是熠熠闪光。综观《史记》和《红楼梦》两部作品,尽管一为史传文学,一为小说,但《史记》的写人艺术对《红楼梦》里的人物塑造具有一定影响。     

《红楼梦》詈语及其文化蕴含

对《红楼梦》中的詈语尽可能地进行了穷尽性梳理,共得詈语407个,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首先,对“詈语”的概念进行界定;接着,从詈语的语义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共分为七类,认识到《红楼梦》中詈语是一个种类繁多、语义丰富、形式各异的庞大的詈语家族,在言语交际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次,对《红楼梦》詈语以文化透视,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积淀。最后,分析詈语在《红楼梦》创作中的作用及詈语的发展趋势。     

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

本文试图以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分析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情本体”精神。《红楼梦》明确地把“情”为人生的本体,并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一种既植根于现世、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情”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男女之间两心相悦之情爱,而且是一种广义上热爱人生、热爱生命、热爱世界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悟”,一种形而上之“体”,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玄”,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本体”。这种本体之“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传承悠久。它与儒家的社会本体论、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互为补充,同时也互相批评,构成中国传统人生本体论的立体交叉网络。情本体美学的理论表述可以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为代表,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为其人格象征,《红楼梦》则是其作品的代表。     

末世生存的灵魂悲歌——《红楼梦》“色“、“情“、“空“哲学意蕴探微

《红楼梦》中"色"、"情"、"空"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于佛教教义中的意义,而是借用佛教用语表达作者由于人类生存中物质世俗性和精神灵魂性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痛苦体验,这种体验又经由"空—色—情—色—空"这一整体意蕴的构筑得以从文本故事中传达出来。小说从生命美学的角度反映出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以宝黛爱情为核心的"情"的悲剧,实质上是末世生存状态中人文主义者受阻于人的社会动物性而无法在现实世界里实现人性向本真回归、确立人之为人的生命维度的精神悲剧和灵魂悲歌。     

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红楼梦》译介的操纵

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勒弗菲尔将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引入翻译研究,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利诗学的操纵。本文结合《红楼梦》的译介情况,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阐述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与文学作品译介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随着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尽量淡化意识形态和诗学对其翻译活动的制约。     

从翻译目的论角度评价《谈美》的两种译本

本文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对弗郎西斯·培根的论文《谈美》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这两个译本从翻译的目的、连贯法则、忠实法则等方面入手具体说明了翻译目的论的运用。     

机关算尽、斗智逞才本为己——《红楼梦》中王熙凤才智简析

王熙风的才智是有其独特性的,它集中体现为王熙凤的精明强干、势利善变.从本质上说,王熙风的才智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一个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实用主义者为满足其对金钱权力的贪欲所呈现的复杂的外在形式.它主要通过王熙凤在贾府逢迎贾母、当家执政、敛财整人来体现的.而王熙凤逢迎贾母是出于其当家执政之需要,当家执政则是为了更方便地敛财、抓权,整人成为其惯用的手段.王熙凤得势于斯毁于斯,势所必然.     

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对《红楼梦》意义的构建

新旧红学派之所以忽略《红楼梦》及其主人公贾宝玉的审美意义,是他们缺乏一种能够达到洞察作品人物深层意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中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新文化运动引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审美文化观构建了《红楼梦》的革命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揭示出,只有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认识《红楼梦》特别是贾宝玉的审美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人创造或者改变世界,必须见之于一个具体的对象,然后人在这个被改造的对象上留下自己的主体性痕迹,使之成为可以直观自身———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无论是人创造的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是如此。《红楼梦》之“善写人情”,本质上就是创造了人性的感性化对象化形式。     

以经济原则浅析《红楼梦》中拟亲属称谓语的英译

文章从含有拟亲属称谓的流行语和亲属称谓语中,鉴定拟亲属称谓语这一概念,然后由网络取材回归小说《红楼梦》,选“姐”这个称谓看两种译本对其意义的取舍,并说明语言的经济原则和关联理论在拟亲属称谓语英译中的作用。     

语境与翻译--试析朱生豪的《哈姆莱特》译本中的误译

语境在翻译中至关重要。在翻译实践中,理解和表达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语义的确定、语篇的衔接以及语体的运用都离不开语境,因此,语境是构建正确翻译的基础。译者理解原文时必须从宏观语境和微观语境的角度考虑,反复琢磨,排除歧义,做到准确地理解原文,译文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     

小议《论语》中“得”字的用法

《论语》中的“得”出现了很多次,通过分析其用法可以看出,“得”字语法化现象在《论语》中已有所征兆,并初具基础。     

《唐律疏议》“化外人”辨析

在许多著名学者看来,唐律“化外人相犯”条规定的“化外人”无疑指的是“外国人”;但是也有学者从文化标准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化外人”指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笔者通过对唐律“化外人相犯”条的规定及该条的“疏议”进行分析,结合史实,认为唐律制定本条的立法者尽管以文化的观念来界定化外人,但可能导致了具体案件法律操作的困难,因此不得不通过“疏议”进行解释,但是“疏议”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文化的标准。因此,本文认为,以现代人的思维看,《唐律疏议》所言的“化外人”实际上包括了“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而今天学者们之所以产生如此歧异的观点,背后的原因恰恰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陷入一种“时代错误”之中。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悲剧思想

人类的历史就是悲剧相伴的历史。随着历史的发展,不仅外国人开始注目中国的悲剧,中国学者也尝试引进西方观点用以研究中国的悲剧。王国维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悲剧理论开拓了中国近代悲剧美学的新视野。     

文化意象·翻译·策略——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应尽可能地体现原作的文化意象,传递其文化内涵。文中探讨了《红楼梦》的英译本的一些文化意象的表现形式及意蕴,揭示了翻译中文化意象因处理不当而产生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文化意象的策略,以达到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目的。     

以《红楼梦》为例分析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的语用功能

本文主要结合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语料。探讨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的语用功能，对其在《红楼梦》中的所传达的语用信息进行分析，从而为第一人称复数指示语的使用提供一定启发。     

《红楼梦》景物描写的文化观照

自然环境中的景物描写作为典型环境的构成要素对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很有意义。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景物描写，不但对塑造贾宝玉、林黛玉等典型人物起到了重要作用，还让读者嗅到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气息。     

诗意红楼－－试论《红楼梦》的诗性本质

小说<红楼梦>是中国诗性思维在小说中的集中体现,与诗呈现出一种血缘的关系.<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中表现出来的抒情性、感伤气质和典雅风格,无不体现出与诗的内在一致性和诗化的美感追求.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跨越时空魅力不减的传世佳作，除了该书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外，还在于作者对人生和社会悲剧的深刻体验和揭示，书中蕴涵的丰富寓意，该书具有的神话色彩，以及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生活文化的高度浓缩和艺术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