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规制是市场竞争的“剩余”——体制转轨时期政府职能定位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本文从方法论对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如何确定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作一探讨 ,并提供一个分析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规制仅仅是市场竞争的“剩余”。市场竞争与政府规制虽然目的相同 ,但并非在任何条件下后者都可以替代前者。而且政府的不当规制还会导致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损害。我国经济制度转轨时期的体制非典型性决定了目前主要任务是确立完善的市场竞争格局 ,在此前提下 ,政府规制的领域才能合理确定。在这一时期 ,我们寻求的应该是市场竞争最大化 ,政府规制最小化。     

西方规制理论在我国年金基金监管中的运用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 ,规制经济理论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为政府制定市场竞争与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改革措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简要阐述了规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三大流派 ,在此基础上揭示该理论体系对我国企业年金基金监管的实践意义与启示     

政府规制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善治政府之生成

政府规制是规制机构凭借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主体实施的行政干预或经济控制,克服市场失灵、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政府规制产生的直接动因。在考察政府规制演进的研究中,我们要理顺规制何以发生、规制何以变迁、理论预设何以演进三个逻辑进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需要通过政府规制来实现,然而,政府规制又不能解决市场失灵的所有问题。＂后规制＂作为一个后现代话语概念,它强调规制本身和经济主体自规制的重要性,强调多元规制主体的共同参与,是解决市场与政府失灵、促成善治政府之生成的政府规制演进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竞争互补关系研究

在区域经济关系中交易成本和竞争互补关系理论基础上,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与世界成熟湾区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以及竞争互补关系现状的分析,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关系仍存在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平台经济发达的当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建立共生平台的模式来实现。     

德国公私合作规制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传统命令—控制型政府规制难以抵御全球化浪潮和公共任务的繁复带来的冲击,对国家学理论的反思为公私合作规制开辟了生存空间,在公法学发达的德国,公私合作规制理论历史悠久,根植于政治、社会、经济土壤,其历史源流与国家性、民主性、危机化、市民社会传统有关,该理论不但有深厚的经济组织积淀,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法社会学界和行政法学界也孕育了相应的理论硕果。通过对德国合作规制理论的最新发展、理论框架、适用领域的分析,厘清了公私合作规制、政府规制、社会自我规制的相互关系,以期为中国语境下合作规制的适用提供镜鉴。     

我国政府规制研究的现状分析与启示

本文以1997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公开发表的640篇规制研究论文为样本,重点对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学科背景进行了客观描述和评价,并对我国行政学界在日后的政府规制研究中所可能做出的贡献做了一次初步的探索。本文认为,政府规制研究理应成为行政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在比较行政学、政策学、组织管理、制度理论和行政改革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对深化我国规制理论和规制改革实践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技术革新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作为传统自然垄断产业的电力行业已呈现出潜在的竞争性.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正通过一系列的立法活动对电力行业的竞争行为进行规制.电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是一种妨碍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非结构性垄断行为,对此类行为的规制是各国反垄断法的重要内容,属于完全的行为规制.     

中国政府规制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分析——以医患关系为例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有效防止"市场失灵"现象,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这就是政府规制的基本要义。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政府规制已然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政府规制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政府失灵"现象,并以医患关系为例来分析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失灵"现象,旨在透过对现有医患矛盾现象的剖析来找寻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政府规制在医患关系领域的失灵,是医患矛盾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改善医患关系要通过创新规制措施,转变政府职能,稳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来实现。     

现代环境行政活动的开发性研究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规制的兴起开辟了规制活动方式研究的新边疆。面对＂决策于未知＂、具有预防与风险规制特征的环境规制,以合法性为中心的静态且缺乏弹性的行政行为理论与实践面临合理性危机的挑战。在规制革新的背景下,基于规制政策工具理论,将传统的环境规制行为与具有经济诱因、合作色彩的新型政策工具相结合,并注重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与组合,可以为实现环境规制的合法性与效能、效率目标提供规制行为层面的保障。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

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由于传统治理理念的影响,我国形成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间的依附合作关系。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应是合作的关系,但为促使公共服务提供者提高效率而应引入竞争和半市场机制,从而使得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     

自然垄断行业业务领域区分：标准构建与实证

对同一行业的不同性质业务区别对待,区分行业内自然垄断性业务和可竞争性业务,对行业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基于此,本文对所能收集到的现有业务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区分方法进行了梳理与评价,综合得出现有业务领域区分方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基于经济学基本原理,按照现实情况,对波特五力模型进行修正,将原模型修正为六个因素,构建了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判断与区分标准。并利用构建的判断模型对航空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进行了实证。     

经济法的立论基础及其理论转换

政府和市场是经济法研究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自由经济时代,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契约自由的原则下进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市场的无序与混乱问题得以显现。于是,社会学者纷纷提出引入政府作为干预市场的力量,经济法由此诞生。关于经济法的立论基础也因此被关注,基于经济法与市场失灵的逻辑相关性,不少学者提出了所谓的＂需要干预说＂,并将其作为经济法的理论基础。然而,＂需要干预说＂违背了法律的应然价值属性和现代法治的宪政理念,从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及其本然属性看,我们认为＂规制干预说＂作为经济法的立论基础可能是更为合适的理论选择。     

中外政府规制的制度性差异

政府规制关键是提供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制度性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改革呈现出诸多的不同——宪政差异、经济体制差异和行为主体差异,因此,以三权分立为前提假设的西方规制经济理论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的政府规制改革实践。中外政府规制制度性差异的分析有助于我国政府规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     

反垄断法对电信业的规制研究——以《反垄断法》实施对电信业的影响为中心

实施不久的《反垄断法》在对处于不断改革和重组的电信业的规制中,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首先,针对《反垄断法》第七条的特殊行业的适用除外规定,无论是从经济、技术理论还是国家政策的分析来看,中国电信产业已经是一个竞争性产业,因此应适用反垄断法,并遵循＂一般适用,例外豁免＂的原则。其次,《反垄断法》的制度规定对电信业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不同时期反垄断法规制电信业的重点是不同的。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风险规制的意义及对策

作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一项重大改革,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风险。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被现代化风险的阴影所笼罩,从规制改革风险的理论研究和试验区改革实践两方面出发,可以发现规制风险的必要性。因而,从以往改革实践对试验区改革的启示、风险规制理论的指导意义、全面深化改革对试验区改革的寓意以及试验区改革运行状况来看,都具有风险规制的合理性。对此,可以国家、试验区政府可能面临的共性风险为视角,在借鉴风险预警系统一般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的基础上,对试验区风险规制制度提出初步构想。     

药品独立性规制及其制度构建

目前政府药品规制额度独立性问题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笔者以为,药品规制应当具有独立性。本文从药品规制的独立性切入,认为药品独立性规制的主要问题为：其一,药监规制机构与制药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利益关系,无法实现独立性,而药监机构与政府之间的不独立尚属其次。其二,缺乏对规制者的有力监督。为此,应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确立独立性的药品规制机制,并加强和完善规制监督制度。     

协同学视域中经济法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规制

从协同学视角来看,经济法作为经济系统演化的序参量,在维持经济系统的开放性、实现对政府与市场的协同规制方面具有优势.经济法的完善路径应是通过完善经济法的相关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对经济系统的组分结构、信息流通进行规制,并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出发,完善对自由市场及政府职能的双重规范,实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同规制.     

市场主体与法治政府的关系

在经济法领域,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属于＂市场主体＂,而政府则属于＂市场秩序主体＂。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对市场秩序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避免＂政府失灵＂削减政府构建市场秩序的能力,有必要建设法治政府。首先,依法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有助于构建自由规范的市场进退秩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其次,要求政府依据公开的程序干预经济,有助于提升市场秩序的可接受度。另外,加强政府责任制度建设对市场秩序的构建起到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方式的协调

随着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迅速增加,经济贸易争端的当事方可在享有并行管辖权的司法机构间进行选择,这鼓励了挑选法院和挑选规则现象。一方面,国际公法领域争端解决机构的扩散是一个积极的法律发展方向,反映了政府在跨国关系上强化国际法规则的意愿。另一方面,任由＂挑选法院＂与＂挑选规则＂行为发展泛滥有损国际经济法体系的稳定性、确定性和公信力。因此,如何对＂挑选法院＂和＂挑选规则＂行为进行规制、确定最优的争端解决方式已成为国际经济法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用成本审计提高激励性规制的效率

一引言“规制(regulation)”一般指政府以治理市场失灵为目的,根据有关法律、规章和制度,干预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活动的行为。在传统的新古典最优规制理论中,[1][2]对最优规制的分析是非常简单的:假设规制者和被规制的企业在规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同样多的信息,因此运用直观的最优化方法,规制者就可以寻找到使其效用最大的规制政策,并要求企业按照最优政策的规定执行。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规制实践却远没有这样简单。以价格规制为例,按照新古典理论,规制者制定的最优价格应该等于企业的生产的边际成本,然而,在生产之前,规制者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