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的选择适用——从三阶层与四要件犯罪构成论的比较说起

通过对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与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论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明显优于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对三阶层递进式犯罪论,不能完全照搬,而是要吸收其优势——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有关三阶层递进式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内容还有待我国刑法学界的进一步研究和完善,以适合我国的刑法体系。     

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及其机能述评

犯罪论体系就是依据犯罪成立的条件及其形态按照一定的顺序所组织的关于犯罪一般理论的有机整体,它是认定具体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系统。围绕犯罪论的体系如何构成,大陆法系的刑法学者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并据此建立了各种不同的犯罪论体系。本文以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及其机能为考察对象,在回顾犯罪论体系的学说和种类的基础上,简要阐述了犯罪论体系的基本机能和主要表现,并对犯罪论体系建立的现实根据、文化理论基础以及犯罪论体系与其机能的辩证关系等进行了简评。     

浅析犯罪构成理论与证明责任分配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理论的核心与灵魂,也是刑事立法设定犯罪和刑事司法认定犯罪的模型。经过长期的探索与争辩,最后形成了四要件论、三阶层论、双层次论三足鼎立的格局。我国沿袭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并参照西方先进理论学说,最终形成以四要件说为通说的犯罪构成理论。证明责任分配对司法实践、立法及司法解释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合理地配置证明责任有利于辨清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减少悬而未决的案件。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对证明责任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     

犯罪论体系“去苏俄化”观点之我见

我国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从苏俄刑法学移植而来的。然而,这个理论却肇始于德国,并在移植到中国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被中国化了,因而该理论被冠以"苏俄化"的标签是不应该的。四要件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不同,该犯罪成立理论与刑事法治领域的人权保障状况没有直接关系,一国的人权保障与该国的制度设计存在直接关系。重要的是,在主张"去苏俄化"的学者内部,还没有提出新的犯罪论体系取代通说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因此犯罪论体系"去苏俄化"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恰当。     

论我国刑法应然的构成要件

构成要件是德日刑法中的重要理论成果。在德日刑法中,构成要件位于三阶层犯罪体系的第一个阶层,该理论的内涵深刻影响着其后的犯罪论阶层的构建。我国刑法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在此领域与德日刑法理论展开交流和碰撞,学习和借鉴在所难免。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谨慎的借鉴和使用外国的构成要件理论。只有这样,我国的刑法理论才能够在借鉴其他优秀思想的同时,保留自己的特色,实现传统和创新之间的有机互动和交流。     

正当防卫的困境与反思

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务中的法律适用效果不尽如人意,除了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外,主要是因刑法理论自身存在缺陷从而难以正确指导正当防卫的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以及司法者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不足。为此,需要以犯罪体系阶层论替代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从诠释学角度重新理解司法活动自身的规律性,为正当防卫的法律适用奠定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双重转型中的农民工犯罪趋势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犯罪现象是在犯罪主体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中变化的，具体的变化特点则蕴涵于不同的犯罪主体和社会环境之中。作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农民工阶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样，围绕农民工阶层也出现了诸多社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犯罪就是一个方面。在我国社会和农民工双重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犯罪也呈现了明显的规则性变化，而这些规则性变化则渗透着农民工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的作甩。由此，预防和减少农民工犯罪也应从这些结构出发，着眼于农民工整体发展战略来构建犯罪控制体系，避免就犯罪论犯罪的片面倾向。     

论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

约定受贿在我国刑法中并无规定,不是一种单独的受贿类型。理论和实务界对约定受贿是否构成犯罪,以及属于受贿罪的哪种犯罪形态,分歧颇多。通过对中外受贿犯罪的立法比较,以符合构成要件的法益的解释论为立场,"约定"应当被认为是"收受"的"着手",约定受贿是受贿罪的未遂形态。从体系解释和量刑纠偏的角度出发,约定受贿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而"达成合意既遂说""代为保管既遂说""将来交付既遂说"等观点并不具备合理性。     

贿赂犯罪主体的再探究——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填补了反腐败制度和法律体系存在的空缺,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支持和保障。笔者尝试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视角。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与贿赂犯罪主体范围比较及贿赂主体的处罚认定几个方面对贿赂犯罪主体再探究,以资借鉴。     

论注意义务——客观的过失概念

在责任论中论及的过失概念,是以心理责任论为理论基础而进行自然主义的展开,但这种旧过失论体系下的认知逻辑无法全面科学反映过失犯的客观方面,使得过失的概念依附于故意概念。规范责任论视野下的新过失论把之由主观的心理因素转化为了具有客观性评价因素,使得过失概念的认知逻辑在阶层体系中发生了变化,也使得过失的概念有了自己完全独立的品格。注意义务中的结果回避义务通过外化为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而具有导致危害结果而不被允许的实质危险性行为,表明了意志态度的客观化,是注意观念的外部形态。注意义务中的结果预见义务通常放在预见可能性的考察上,对结果的预见应当按照经验法则对内在和外在的条件作具体的判断,预见可能性可以从客观的可能性概念来展开。概念的客观化可以通过相关过失案例给予检视。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司法实践若干疑难问题探析

从构成要件该当性、保护法益侵害性、刑法介入正当性等方面进行层进式分析，应当认定居间介绍盗窃者与被害人买卖赃物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合并进行诉讼，能够在全面把握共生犯罪的同时查明派生犯罪的前提性事实，准确认定犯罪，防止出现撼动刑事诉讼法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将犯罪所得或者犯罪所得收益达到50万元以上理解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具有解释论上的合理性。     

论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概念

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乃是关于犯罪论的知识统一体,是对犯罪论进行理论构筑,其功用在于将杂多之犯罪成立要件要素整纳于一个有秩序之系统。在刑法学领域构筑犯罪论体系是有其价值和必要性的。建构目的合理体系,还应兼顾形式合理的体系以及实质合理的体系的要求。     

计算机犯罪现场的认定

常规计算机犯罪现场认定方法着重依赖于计算机技术自身特点,通常以计算机及其相关设备为中心开展工作,而相对忽视了传统案件侦查手段在计算机犯罪侦查中的应用。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从线索来源、犯罪类别与涉案人调查三个传统角度出发,通过常规侦查措施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讨论计算机犯罪现场的认定方法,并对侦查人员所应具备素质与认定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予以说明,希望借以拓宽侦查思路,对今后计算机犯罪侦查工作起到有益的帮助。     

法律事实的层次——基于司法过程的考察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事实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顺序,法律事实可以分为客观事实、证据事实和认定事实三种。纯粹的客观事实只是一种理想性的目标指向;证据事实可以激励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积极举证;认定事实需要法官公开其自由心证的内容。法律事实的这三种层次对最终判决的影响也是逐级深入和直接的。     

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

事实认定是法庭通过审理证据、推断和确认追诉中的事实问题的特定活动。刑事庭审中的事实认定是刑事法庭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指控进行证据调查,判断指控犯罪是否发生、指控罪名是否成立的特定活动。事实认定问题首先应当是一种权力配置和权力约束问题,当事人和法官的权力、权利问题应当是分析事实认定时的首要问题。     

内城更新与中产阶层化——关于社会阶层研究的空间转向

为避免统计主义陷阱,阶层研究必须置于社会生产导致的社会结构转换的大背景下才富有理论和现实价值。"中产阶层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更新中出现的一种空间呈现和阶层演替过程。作为社会阶层研究实现空间转向的切入视角,中产阶层化可分为三个关键阶段:文化驱动、资金驱动和公共政策驱动。阶层转换主要表现为艺术家等先锋群体、金融服务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跨国新中产阶级人群侵入和替换工人阶级和低技术家庭居住地区的过程。在研究取向上则完成了从单一的"租差论""资本论""消费论""投资论"向全面整合的中产阶层化解释体系的转换。     

实证分析视阈下的行贿罪刑罚结构与量刑特征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频繁修正有效地回应了着力惩治行贿罪的社会关切。然而,根据随机样本的阶层分布、区间构成和均值比较等基础数据分析,以及显著相关性、多元线性和逻辑图形比照等实证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行贿罪判决刑期的"唯数额论"特征显著,诉前认罪、悔罪表现、共犯人数和行贿对象数等传统量刑因素的影响力并不突出,这印证了我国行贿罪司法规制趋轻和量刑恣意的现状。因此,有必要在尊重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立足司法反思和检视行贿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效,以"对称性"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的确立为切入,从尊重各刑罚均值的调整机能、明晰量刑因素介入位阶、合理调控缓免刑率等方面,合力探索破解我国行贿罪科罚乏力困局的建设性、创新性路径。     

刑法中行为概念的地位和作用

刑法中犯罪论体系的行为概念是先于构成要件的一个独立阶层,先天带有价值评价的色彩,只是其价值判断与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性等的价值判断是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刑法中行为概念的地位和作用两者关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既是决定的又是被决定的.在不同的刑法体系中,行为概念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因而其行为理论也不同.     

共犯体系在犯罪论和刑罚论的比较与检验

共犯体系的向度选择是近年来我国大陆刑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立法论为视角,两大犯罪参与体系的价值比较围绕犯罪论与刑罚论的顺序展开,前者由构成要件、违法性与责任构成,后者的核心是刑罚裁定的凭据。单一正犯体系和正犯与共犯区分体系在犯罪论之维的功能评价上平分秋色,但是单一体系支持者在论证量刑合理性时明显缺乏说服力。即便区分体系可能存在刑罚量定的僵硬化弊端,但可以保证法律适用的平等与相对公平。基于刑法之人权保障机能的优位选择,量刑准据的规范性不足将导致单一正犯体系在我国大陆地区的适用效果弊大于利。就现状而言,正犯与共犯区分制度依然是值得坚守的共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