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满汉融合的典范——满族儒臣徐元梦述论

徐元梦,历仕康雍乾三朝,官至户部尚书,署理大学士,是清初满族儒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受汉文化影响,服膺儒学,谙熟汉文,在政事、翻译、修书、官方教育、诗歌创作方面多有建树。他与汉族官员士人的交往也颇为密切。他的品行、学问、交友活动反映了康乾时期满汉文化交流加深和满汉关系融合的趋势。     

清康雍乾时期臣工刊书进呈内府现象研究

“臣工刊书进呈内府”现象是康、雍、乾时期出现在统治者上层领域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臣工们以个人的力量承刻了部分本应由中央机构刊印的书籍,或直接将自己编刊的书籍连板进呈给内府,将其纳入中央机构刻印书的行列。这种现象出现得最为集中、涉及人员和书籍最多的时期在康熙朝中后期,这一时期承刊书籍的大多数臣工们在刻书风格的选择上都与江苏巡抚宋荦一样钟情于软字精写精刻。他们的积极参与,使得“康版书”风格影响迅速扩大、广泛传播,成为这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标志。     

论清代皇权的加强与科道官谏诤职能的萎缩

清代专制皇权空前加强唧，一切阻碍皇权强化的因素都被加以限制。因此，科道官的谏诤职能不可避免地呈现日渐萎缩之势。首先，雍正元年六科并入都察，从机构设置和职能上完成了自宋代就开始的台谏合一，致使谏官监察化，六科给事中的封驳权名存实亡，谏诤权弱化，转而侧重对百官的监察。其次，清帝为了防止明代台谏恶习，加强了对科道官的控制，动辄对其打压，致使矫枉过正，影响科道官积极性的发挥。而且，出于加强皇权的需要，科道官的选任亦由皇帝决定，使其对皇权的依附性加强。再次，有清一代，满汉民族矛盾一直存在，出于民族防范的心理，科道官的进谏内容和方式也受到制约，谏诤职能受到多方掣肘。     

改革开放30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两次体制变迁,分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由此带来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虽然两个阶段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变过程和最终取向并不相同,但中共几代领导人的理论思路是共同的.因此无论是前一阶段的行政放权,还是后一时期的不断磨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迁都为我国提供了政治智慧.     

略论西汉王国问题

西汉王国问题的出现是与皇权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是汉代君主专制的国家政体和郡国并行的国家结构形式矛盾斗争的必然产物。围绕皇权的状况 ,王国问题的出现经历了三个时期 ,表现了不同的内容。     

论中国古代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

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皇权)并非如人们通常认为的完全不受限制。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皇权制约理论与制约机制。儒家"天命民心"、"圣人礼教"及士大夫"法与天下共"的思想观念以及谏诤制度、廷议制度、宰相制度等分别构成了对皇权的理论制约和制度制约。这套制约机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的无限发展,成就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与繁荣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其本质是专制主义的,是专制体制下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作用的发挥受诸多条件的限制,具有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强大的皇权与专制传统是中国近代走向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     

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

内、外朝是封建王朝中央官僚体制的两个权力系统，两者之间既相互制衡，又共同服务于皇权政治。内朝的形成以及内、外朝之间关系的变化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同时又反映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博弈关系。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推动着内、外朝关系的变化和中央官僚体制的演进。     

从“因师获印”之议看党锢之祸

东汉时期皇权逐渐强化,皇帝重用近臣(多为外戚、宦官),士大夫在朝廷只是受命办事,被边缘化。但由于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实行,东汉中后期逐渐形成了士人阶层。日渐强大的士人阶层对"不亲接"的地位开始不满意并和皇权逐渐产生了冲突,周福"因师获印",党议兴起;"因师获印"所导致的党议是士人阶层为获得朝廷核心权力而和皇权产生的冲突加剧的表现,是士人阶层在经过向皇帝上书争取核心权力不成功后以党议的方式对皇权的施压。随着士人阶层在赦后杀人,与皇权的冲突逐渐加剧,从而导致了党锢之祸的爆发。党锢之祸是东汉儒学取士、士人阶层强大和东汉专制的皇权体制之间的矛盾而导致的士人阶层和皇权之间冲突的结果。     

易中天《品三国》第三十八集 难容水火

刘备病逝于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副”的辅臣结构,即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但是,刘备去世后,李严并没有能够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他还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断然的决定     

服从与服务——专制皇权视野下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建构

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专制皇权,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依靠专制皇权的承认与推崇方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反之,则会在专制皇权的打压之下日渐没落甚至难以为继。回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专制皇权决定着民间信仰的兴废存亡,民间信仰沦为专制皇权的附庸,成为封建帝王除却儒家经义与正统礼教之外教化万民、巩固统治的又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工具。故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建构呈现出鲜明的服从于皇权、服务于皇权的世俗政治化特征。     

封建皇权专制与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

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中国制瓷业深受皇权专制政治的影响,被承载着大量皇权专制思想,在皇权关注与专制统治下制瓷业的发展迎来了鼎盛时期,然而伴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古代制瓷业也走向了衰微,究其根源却在封建皇权专制制度本身。     

中国传统社会的宰相刍论

我在《中国历代外戚传》的“序言”中已经指出过：“封建政治的特质，就是帝王的独裁和专制。但即使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英明帝王，也不可能事事躬亲，所谓的独裁，有时仅仅是一种象征。在权力与能力之间，任何帝王都难以弥合。因此，封建帝王要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方面，要设官分职，通过一整套政治机构来实现他的意志；另一方面，在帝王的左右，在朝廷的统治枢纽之地，又要寻找、利用辅臣，作为皇权的辅助者和政令的直接执行者。一般来说，帝王左右有三股力量可资利用，一是朝臣，二是宦官，三是外戚。三股力量因着各种原因，有时是平衡制…     

教育科研引领，促进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幼儿教师的教育科研，对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前幼儿教师教育科研氛围不浓．教育科研自觉意识不强，幼儿教师本身的教育科研素质不高，教育科研层次较低。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内涵包括学前教育专业思想、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态度等都要求幼儿教师进行教育科研，应磨合两者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幼儿教师教育科研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集权、制衡与监督——以汉代为中心

汉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演变以及监督权的实施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集权、制衡与监督之间关系的基本特点.就总体而言,西汉在武帝之前,皇权与相权之间,是有制衡的;而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之间,也是有制衡的;西汉的中央集权,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权力制衡的基础之上的.武帝削弱相权,首先是使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制衡被消解了,遂使郡一级权力成为皇权的直接延伸.集权过度,导致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失效,由此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失控,最终是国家对整个社会的失控.两汉以后的官制甚重制衡.首先是中央对地方的制衡,其特点是将地方的事权,不断收归中央.而制衡的另一方面,一是将相权不断分解,二是将中央各主管部门的事权不断分解.由分权制衡造成的制度上的形格势禁,的确达到了权力制衡的效果;而严密的监察制度,始能于有效的制衡中发挥作用.     

从南北朝的治国之术看北强南弱局面的成因

南朝和北朝的治国之术存在许多差异 :南朝固步自封 ,北朝厉行改革 ;南朝皇权衰弱 ,北朝皇权强大 ;南朝不抑兼并 ,北朝历行均田 ;南朝皇家内乱迭起 ,北朝宫室相对安定。由于治国之术不同 ,导致了北强南弱的局面     

洪秀全皇权思想初探

皇权思想,实际上就是帝王思想。它的主要表现是:君权神授、等级制度、封建礼仪、王位世袭。洪秀全的皇权思想也正是从这诸多形式中不断产生、形成与发展的。然而,过去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涉猎不多,本文对此作一探讨,略抒管见。     

清代理藩院之司法管辖权初探

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管辖权是建立在宪政制度和司法独立或者追求司法独立的基础之上的,而清代的司法管辖权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诉求,为皇权政治的中央集权服务,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司法管辖权应有的正当性.     

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

正如果没有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打下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沿革和发展,所以毛泽东对多党合作、对和谐党际关系的创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再到新世纪新阶段的"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     

中国“现代皇权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建设

中国封建主义崇尚皇权,皇权至上,故而可称皇权主义。中国皇权主义的主要特征有:第一,普天之下,为皇帝一人之治;集中于皇帝的最高权力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世代相袭。第二,以皇帝为顶点形成一个权力金字塔:皇帝、皇室贵族,宦官、中央及地方官员,吏员,一层套一层,对上服从对下专制。第三,皇权的威力不受限制,可以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四,“法自君出”,皇帝的谕旨即法,而皇帝本人从不受法津制约,皇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     

悼词轶事

咸丰帝突然驾崩热河，为防发生意想不到的变故，八大辅臣决定秘不发丧。虽然咸丰帝活着时。天下臣民必须尊称他为真龙天子，但死了，如何保存龙体就成了问题。如果龙体不会腐烂，那么几万亿年前死了的那些恐龙，还不把我们这个地球给塞得“满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