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与影响——以唐代诗歌为考察中心

中国是诗歌的王国,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佛教的中国化之一即为佛教禅偈的诗化。诗的形式使禅更加通俗易懂,不再是教义的繁琐的理论,而是世俗的浅显的诗歌,禅理入诗,则丰富了诗的表现内容,使诗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巴蜀民族文化视阈下的唐代诗歌

富饶的巴蜀地区孕育了伟大的民族和灿烂的文化。从起源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巴蜀文化的独特之处,并考察其对唐代诗歌的影响。风景秀丽、地势险固、兼容并包是巴蜀地区文化的主要特点,也是吸引大量文人入蜀的原因所在;在巴蜀文化中生活的诗人,创作有大量优美的山水田园诗,但外地入蜀诗人难掩思乡之情,诗风多悲愁,由于蜀地道、佛两教兴盛,诗人对此也多有描写和阐发。     

论唐代幽州文化与诗风

唐代幽州文化是幽燕文化的代表,其＂慷慨悲歌、尚气任侠＂的基本精神内涵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强化,同时与唐诗＂盛唐气象＂十分吻合,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与慷慨之气在本质上与文学之＂气＂相契合有直接关系。     

论唐玄宗与唐代乐舞

唐玄宗爱乐善乐 ,是位具有极高音乐素质的音乐家。他一生通过对乐舞机构的改革 ,极大提升了燕乐在乐舞文化中的地位 ,为燕乐兴盛提供了条件 ;从历史的角度看 ,唐玄宗的音乐文化观是崭新的 ,正是这种崭新的文化观造就了崭新的唐乐舞文化形态     

论唐代咏物诗的发展演变

唐代咏物诗的发展可概括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初唐时期为唐朝咏物诗的准备期与形成期,盛唐时期为特色完成时期,中唐、晚唐咏物诗在盛唐咏物诗的基础上各有变化,每个时期的独特演变共同组成了唐代咏物诗坛复杂多变的艺术风格.     

唐代“胡风”与诗歌创作

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唐代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胡风”盛行,体现在唐代不仅自上而下普尚“胡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浸染“胡风”,而且“胡风”与“华风”已渐成融合之势。唐代诗人对“胡风”的歌咏主要体现在胡姬酒肆、胡舞胡乐和胡人习俗三种文学意象上,并在不同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内涵。“胡风”对唐代诗歌的创作题材、审美风格以及诗歌形式等方面均产生了影响。     

再论唐代茶法

唐代税茶始于赵赞 ,而茶政的真正奠基肇自张滂茶法。张滂茶法是官府通过严格监管 ,允许茶园户与其商人直接交易实现间接垄断茶叶收购环节的榷茶制度。唐代后期茶法均继承了这一基本模式。而且对宋代的贴射法和合同场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唐代的文化政策

唐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繁盛时代,由于统治集团实行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营造了一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这一时代的各项文化事业出现了生动活泼、风格各异的多元整合的格局,为唐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和舞台     

论唐代藩镇的变乱士卒

唐代后期的藩镇士卒作为藩镇体制下的一个下层群体,为维护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人格尊严,常常会发动反对藩镇节帅的变乱。这些变乱正是士卒要求改变其自身地位的反映,也是其自卫意识启蒙的表现。     

论仙话兴起之信仰背景

仙话作为志怪小说文体之一种,应产生于战国中后期。它的兴起,固然有着地理、医药等物质方面的背景,但更重要者,乃在于人们思想信仰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即从信仰背景这一方面探讨了仙话在战国时期兴起的原因,希望对于相关的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唐代诗僧广宣诗名论析

唐代诗僧广宣中唐时期在文坛上颇为活跃,曾与当时诸多知名文士有过诗文交往,其诗歌也受到了这些文士的一致赞誉,但后世文献有关广宣的记载却对其形象多有贬抑。依据唐代社会以及后世有关广宣的文献资料,结合留存的广宣诗歌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广宣的诗歌在中唐文坛的确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形象之所以被有些文献贬抑,主要原因是他的僧人身份及其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使然。     

论唐代中原与边疆地区多层面的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有唐一代,在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不仅中原文化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途径,广泛传播到边疆地区,对边疆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唐王朝还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大量汲取边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达成了边疆与内地双向的文化互动。     

王绩仕隐情结新解

王绩少年时代所倾慕的陶渊明和公孙弘成为促成他仕隐情结的关键因素。陶渊明代表的是王绩的自然天性,公孙弘则是他的世俗理想。王绩一生三仕三隐,显示了其自然天性与世俗理想的冲突。王绩最终成了陶渊明式的隐士,因而公孙弘式的抱负就成了他永远的隐忧。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女性教育

唐代前期到中后期的女性教育在对象、内容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教育对象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受教育者由社会上层逐渐向中下层普及;教育内容前期涉及传统教育各个方面,显现出对女子文化素质的重视,中后期则窄化为以纲常礼教为主要特征的妇德教育;教育价值取向则体现为侧重点从"孝敬父家"到"贞顺夫家"的变化。     

唐代刺史选授制度论析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刺史是唐代地方统治的主体,唐代统治者高度重视对刺史的选授。"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原则是唐代高级文官铨叙最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唐代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唐初至中宗、睿宗时期,初步提出中央郎官与地方刺史相互交流的制度,玄宗开元时期初步建立这一制度,德宗时期这一制度臻于完善。与此同时,"具员薄"制度、举人自代制度、朝集制度等与刺史相关的制度,也都指向刺史的选拔问题,其目的皆欲为地方州郡选拔配备合格甚至是优秀的刺史,从而稳固地方统治。唐代统治者对刺史选拔的高度重视,是造就唐代空前繁荣的历史景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论唐代恩赦中的免债

恩赦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古代渊源已久,至唐代发展已十分完善。皇帝通过恩赦,赦过宥罪,甚至是免除民间公私债务。恩赦之所以附带免除民间公私债务有极其深刻的理论根源和时代背景,如巩固皇权,天人感应,道佛因素,民间高利贷盛行等等。恩赦能够直接免除民间私债,势必会损害"债权人"利益,民间亦出现了相关的抵赦条款。     

唐代体育诗歌中的体育文化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开放、自由、多元的朝代,其活跃的经济、多元的文化、多民族的相互融合,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唐朝的文化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汉文化,而是融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于一体的新文化。唐代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表现在文学、绘画、书法、建筑、体育等各个领域,其较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和之后的两宋文化,更呈现出     

唐代世俗化背景下诗歌评议之小说化趋向

唐代诗歌评议逐渐呈现出一种小说化之趋向。发展至宋最终形成了“诗话”这样一种诗评格式。诗歌评议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倾向，乃是由唐代文人及诗歌的世俗化引起的。本文将分阶段论述这样一种小说化的过程。     

论当代诗歌精神的两大误区

当代诗歌创作面临两大精神误区:精英式的高蹈和庸众式的委顿无疑。精英式的高蹈指诗歌精神呈现出超迈和玄远的特征,缺少人间情怀,在语言上所指越来越溢出能指的范围,让人不知所云。庸众式的委顿指诗歌精神呈现出欲望化、庸常化的特征。所谓欲望化就是一些诗成了下意识、性意识的展览,诗成为欲望的渊薮;所谓庸常化,一些诗只有后现代主义的平面,没有深度和意义。走出困境方法在于坚持诗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坚持真正的诗歌精神。     

论唐代“渔父”诗词的几个特点

创作手法上,“渔父”诗歌的艺术特色是借代象征和环境渲染。结构上的两大显著特征分别是“句末言志”和“僧渔并提”,前者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诗言志”和尚寄兴的两大传统密不可分;后者则与唐代社会中文士僧侣间往来密切的风气,以及僧家渔家之间的内在精神相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