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下刑事速裁程序的思考

追求公正与效率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方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以推动庭审实质化来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然而,"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对于某些轻微刑事案件,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办理必然会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挤压其他案件办理的效率,最终影响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推进刑事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刑事速裁程序定位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的应有之义,大胆尝试并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保证公正与效率两大诉讼价值的实现。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基层法院队伍建设问题探析——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为例

队伍建设是基层法院工作的根基所在。在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当前,基层法院的队伍建设既面临新的挑战也面临新的机遇。本文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为观察点,旨在对基层法院队伍建设工作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法院的职权构成——以镇江地方法院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层法院,既有刑事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等司法职权,也有人犯监管、监所监督、公证和律师管理等司法行政职权。它既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也是看守所、公证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这构成了其与今日法院职权的重大区别。厘清这一基本问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     

基层法院“立案难”的困惑与对策调查研究——以×市县(区)基层法院为例

为减少执法不文明、执法不规范、司法不公正行为,提升政法机关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进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课题组就群众普遍关心的基层法院"立案难"问题进行深入调研,从而寻求破解"立案难"的有效工作机制和方法。     

论民事执行机构的重构——以湖南法院两次执裁分离改革为视角

民事执行机构设置是民事执行权配置改革的重大课题。近年来,湖南法院为加强对民事执行权运行的监督与制约,实行执行裁判权与执行实施权的分离,先后进行了两次改革。笔者在分析两次改革利弊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执裁分离改革的构想,根据民事执行程序中存在行政性民事执行行为和司法性民事执行审判行为的不同特点,在人民法院设立行政性执行局和司法性执行审判庭,并准确定位其权能,强化其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确保民事执行权运行的公正与高效。     

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司法路径选择——以地方法院竞争为视角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两种途径,即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立法视野下的法律体系观符合现有的法学理论和理性主义立法观,但它是从静态的角度看来法律体系,忽视了社会生活复杂性和人的理性的有限性.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缘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量.地方法院的竞争是解释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的重要范畴.“疑难案件请示”、“民间法”、“案例指导制度”是通过司法完善法律体系的有力证明.要积极发挥地方法院的制度创新功能,使法律的普适性与地方性、全球化与地方化真正协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实践之中,实现立法与司法的统一.     

分级诊疗体系下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综合改革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经历了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再到部分恢复公益性的体制演变。从2009年启动新医改以来,特别是2016年国务院"十三五"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明确规定了基层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定位,提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新秩序。2018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益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在此背景下,全国各地陆续进行基层医疗卫生改革试点,政府主导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城乡广泛铺开。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状况依然不容乐观,以武汉为例可见一斑:基层机构服务能力严重不足;人才匮乏成为制约基层卫生发展的瓶颈;财政补偿机制亟须完善;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基本药物不能满足需要等。关于推进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笔者建议:着力创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性体制、"三医"联动体制、财政补偿机制及基层机构绩效制度,加快相关信息化平台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互联网+”背景下海事法院司法公开现状调查报告——以武汉海事法院为例

网络和新媒体对司法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关注度和新媒体利用日益成为影响司法公开的重要因素。关于搜索引擎收录、谷歌PR值、百度指数、中国知网收录文献数以及网站建设、微博粉丝数、理论研究等方面的数据显示,海事法院增加网络关注度、提升网络新媒体利用和网络互动能力,既是公民对于现代司法的强烈要求,也是利用网络服务司法的内在要求,对于提高司法服务效果具有显著意义。     

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李建国副委员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

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组成之初就明确提出,确保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围绕实现这一目标,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一系列安排,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就为新形势下国家立法工作确定了方向和目标,提出了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在新的起点上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推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南海区“政经分离”改革为例

"制度"是理解行为选择的重要变量。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立足南海区"政经分离"的创新实践,发现基层政府的治理创新行为嵌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面临一系列的制度约束。实现制度化的创新路径建构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即以国家法律为红线进行有限创新,以此获得合法性;通过配套制度的建立,解决实际的技术问题;再通过成本内部化,使得创新能够在科层内部形成有效的循环。     

形成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其他各级立法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认真履行立法职责,努力探索立法规律,不断总结立法经验,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积累形成了一些宝贵经验。这些经验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一些根本原则,二是体现我国立法工作实际的一些具体做法。     

鲜明的特征——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五）

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同,相应的需要建立的法律制度也不同,而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所有法律规范的系统化、体系化,这就决定了各国的法律体系必然具有不同的特征。     

论信访制度改革的“内卷化”——以社会稳定为视角

信访制度担负着消解信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近年来,信访制度改革呈现出内卷化的演进趋势,以资源输入为主要改革方式、条块结构细密化、制度运行压力化和制度功能锁定。其演进机理是,路径依赖与制度改革惯性,维稳目标与经济倾斜发展的内在张力,科层法治与简约治理的名实悖离。应渐进式地弱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在保障其安全阀效果的同时强化其疏导功能,以更好地将社会矛盾置于可以控制的状态。     

判断法律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二）

2011年3月10日,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     

“国家主义”观念对民事检察制度发展的影响——以检察机关对民事调解书的法律监督为视角

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增加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的法律监督。然而,在"国家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人民法院强化司法调解的社会背景下,存在不能有效对民事调解书进行法律监督,不利于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易产生检察权行政化倾向的局限。从法律监督、处分原则、有限监督、谦抑原理出发,应加强对违反法律规定、违反自愿原则的民事调解书的检察监督,使检察机关有效参与并加强社会管理,实现检察监督职能。     

感受法治的脉动——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历程

在法制的荒芜中,重获新生的立法者满怀献身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神圣使命,开启了中国新一轮法制恢复重建的艰辛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上海法制建设”研讨会综述

由市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主办,市立法研究所承办、市法治研究会协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上海法制建设研讨会,于2011年年底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汉民在研讨会上致辞,秘书长姚明宝出席研讨会。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洪浩,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市闵行区委书记孙潮,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叶青,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袁以星,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张载养,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等先后作了发言。     

依法治国的坚固基石——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际

2011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