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形象及主题特征——以曼斯菲尔德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

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权运动在文学上的表现形式,致力于挖掘女性自己的文学传统,对女性生活、形象、主题等性质进行重新定义,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现,破坏现存的社会意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众多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女性主义意识,她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意识体验,深刻细腻地描绘了菲勒斯中心统治下女性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刻画了众多女性形象,揭示了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依附性生存状态和世俗的悲剧化处境,突出女性人物的幻灭感、孤独感、恐惧感、顺从性和抗争性等,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解构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阐释。     

五四纪念与五四传播—以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为考察对象

中国共产党的五四纪念活动是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历史轨迹,推动了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正是年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使得五四运动得到正确的历史阐释、五四象征符号有了传播机会以及五四精神得以弘扬和延续,指明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活动方向。     

论新女性主义文学的文学特质——以李碧华文学创作为考察对象

女性文学是诞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审视、反思男人和女人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文学,致力于其主体性的建构,强调的是男女平等。新女性主义强调不要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致力于发掘女性作为群体和个体的独特性,强调不同于男性存在和经验的女性存在与经验,并赋予这种存在和经验以新的价值和意义;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父权社会进行批判与挑战。李碧华以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丰富的实践,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构与超越,体现了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特质,昭示了女性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与广阔前景。     

五四时期社会文化思潮考察——以湖湘思潮为例

五四时期的中国是所谓"主义"的时代,各种思潮和学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纵观五四时期的湖南社会,批判奴隶根性;倡导教育,开启民智;批判传统礼教,提倡妇女解放等思潮成了湖湘社会之主流。五四时期的湖南社会与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多元化状态,由于自然、社会生态环境的迥异,1915年前后,当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地渐次开展之时,湖南仍风平浪静。延至五四,传统的保守势力在湖湘社会仍根深蒂固,居于压倒性优势,所谓"旧者仍盛,新者初显"正是这个时期湖南区域新旧文化所呈现的最主要特点。     

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思考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重大战略目标能否实现。塑造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也是公民的主要职责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今天,对于构建良好国家形象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思考,是需要好好探究一下的问题。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路径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的,因此研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进与交汇的时代背景下。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属性,才能全面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引入、传输、扩散和引导的历史进程,再现不同思潮之间交锋、促进、交融的传播轨迹。     

论五四时期文学翻译选材的嬗变

五四初期崇尚浪漫主义,以译介英国作品为主导；中后期注重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俄国及弱小国家的文学译介成为时代风尚。译介题材的嬗变趋向主要是受到时代语境的具体诉求与传统惯性的双重挤压而成的。     

国家形象传播：作为国家认同双重机制的考察

国家形象传播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学术热点。从国家认同来说,它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和意义：一是作为政治宣传机制的意识形态意义;一是作为身份认同的文化心理意义。第一个方面目前研究较多,但在传媒与国家形象的关系上,多以国家功利主义为最高原则,而忽视了其主要意义在于为国家主权生产合法性。国家形象传播作为一种身份构建的国家认同机制,则具有更广泛的共性。中国做为西方的他者,历史上的国家形象经过反复变化。在国家形象传播中,自我认知和他者评价总是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应着力促进不同国家的沟通,增进了解,以消除由文化差异和认识局限所带来的形象偏差。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传播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故此,要积极探索各种有效社会传播路径,有效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大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试论延安时期共产党的形象传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在国民党当局严苛的信息封锁和舆论歪曲下,共产党的形象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针对不同传播对象,共产党智慧地采取多种策略,通过本党、国内和国际相关媒体力量,运用报刊、图书等各种媒介形式,把共产党的良好形象有效地传播给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在舆论上获得了多方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下的刻板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建构

社会文化方法研究刻板形象,使得人们认识到媒体在制造和传播特定的刻板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对于与其他文化相关问题,很少人会认为它们的社会建构是完全来源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活跃于全球信息潮的人们,直接或是间接接触到很多由媒体带来的有关其他文化成员的讯息。通过媒体获得的对于其他文化的认识,不仅来得容易,而且往往有现成的总结、归类。在这种状况下,可以说,跨文化传播中有关其他文化的社会现实,很大程度上是由没有被接受者亲身证实的信息构建出来的,而这种信息主要的提供者就是媒体。媒体中出现的关于其他文化的信息被文化内成员,即"我们",分享,构成对文化外部成员,即"他们"的认知。而西方媒体就是通过塑造刻板"他者"以确立西方的权力,或是以完善西方社会"乌托邦"想象。     

论上市公司面对公众的形象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开始增多,企业形象对上市公司经营而言日益重要。本文分析了上市公司形象传播的相关因素,研究了风电类上市公司的企业形象传播,提出上市公司应迎合并引导不同公众的消费心理,采取多元化的传播模式来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纸质文学文本的声像传播与声像阅读——着眼于电视的文学考察

受电子传媒的影响,文学日益媒介化和声像化。纸质文学文本尤其是文学经典,通过符合声像规律的文本编码,将单一的文字文本转化为多媒体声像文本,借助电视媒介进行声像传播,涵养着新的文学阅读习惯。以电视为媒介的纸质文学文本的声像传播与声像阅读,使传播者与受传者及各角色之间实现了不同传播类型的结合,是对文学生存方式、传播方式、阅读方式的革新创造,是对文学外在形式、审美习惯、价值功能的拆解重构,而这又最终影响着文学的精神内核和存在本质。     

论“五四”时期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提倡白话文,发展新体诗。在这个时期,许多中国诗人选择了伟大的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是一种顺应时代的必然。本文通过对"五四"运动中的代表诗人田汉、郭沫若和胡适的诗者思想剖析,凸显了惠特曼对中国新诗人从创作思想到创作手法的影响,惠特曼在其特定历史年代下创造出的超越时代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在他身后的一百多年里仍闪耀着耀眼光辉。     

论洛文塔尔批判的文学传播理论与文学研究

洛文塔尔在文学传播、大众文化理论、文学理论和批判传播理论等方面运用社会心理学、历史主义方法等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文学传播研究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有效地把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综合起来,建构了独特的文学研究范式,开启新有关于文学本质的大门。     

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通过分析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中国的形象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由他者主导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明交往空前深刻,大众传媒空前发达,中国应该抓住机会为自己发声,通过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将形象建构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文化传播的内容和策略入手,协调表层文化与底层文化、平衡历史传统与当代生活、兼顾中国立场与天下情怀,通过分析受众实现分层传播,在传统文化的内核里融入现代化的中国元素,将古老、现代和未来的中国形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多元文化平等互鉴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国际期望和自身利益的国家形象。     

五四时期群众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时期群众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开始结合。群众运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视角,是马克思主义战胜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先进分子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实践动力。它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促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大众化,促使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     

论行政传播视阈下的领导者媒体形象

领导者媒体形象是领导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政传播视阈下,领导者媒体形象不仅具有表象性,还具有公共性、代表性、广延性、透明性。在组织识别系统理论（CIS）透视下,领导者媒体形象有其独特的内容、形式与要义。领导者媒体形象塑造应该在嵌入形象意识、实施公关传播、把握塑造时机、借用外脑设计方面下功夫,以提高领导者媒体形象的合拍性、合“情”性、合时性与合理性。     

论合并高校和谐形象的构成及传播

和谐形象是一所合并高校实现实质融合后应表现出来的形象特征,是合并高校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关键因素。它一般由和谐的理念形象、行为形象、视觉形象和人员形象构成。其传播要遵循整合传播原则,且综合运用整合传播策略。     

历史主义文学观的理论启示与话语困顿——以两部典型文论教材为对象

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在反思当下文艺学危机的基础上出现的两部典型性教材。它们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精华,以开放性的理论视野和面向现实的实践性品格,确立了历史主义文学观。这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但同时因为对西方新潮理论的横向移植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现实的片面化理解而陷入了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