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管“问题薪酬”的董事问责

如遇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等情景以及单纯接触效应和框定效应下的生物本能,无意识地"董董相护",高管"寻租"如愿以偿,自应对董事问责。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径不能对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对症下药,实际上放纵了高管"问题薪酬"。以诚信路径予以涵摄,则可以不枉不纵。是否构成"董董相护",需借助于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推论。基于高管薪酬合理性边界的模糊性,拿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指针,借助高管薪酬的标准、水平和结构的合理性,厘定相应的参照系。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探讨

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特点,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相适应。2006年,国资委规定中央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控制在不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4倍。一些地区也相应做出了"倍数"规定,北京市国资委规定北京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年薪不应超过本企业平均工资的12倍。而一个突出现状是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年薪水平过高,与企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国企高管薪酬同时是个法律问题,本文主要从法律规制的角度探讨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     

高管薪酬的法律迷思

高管薪酬机制既是资本市场辉煌的动力，也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诱因。金融危机背景下“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单向保护高管利益的扭曲薪酬机制面临反思。在薪酬机制从现金薪酬向股权薪酬过渡，股权薪酬与业绩脱钩，高管薪酬公平议价面临遭遇质疑之际，行政强制的限薪措施只是一种临时的激进措施，程序合理化与信息公开化为基石的公司治理是解决高管薪酬的方向。     

高管问题薪酬的股东控制--对合理性审查标准的修正

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审查长期坚持以程序正义为导向的标准模式。面对高管影响力超越了董事会控制的现实，提高股东在薪酬决策事项上的控制力十分必要。原有的合理性审查标准也因此需要作出相应修正方能满足现实的需要。     

高管薪酬规范与法律的有限干预

The determination of corporate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s a kind of affiliated transactions including spe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 company. The regulatio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y law is extremely necessary but plays a limited role, and the scope and mode of such role are specific. The due process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determin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prescribed in company law and securities law, the policy guidance of the tax legal regime, and the active and prudential judicial review are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regulatio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y law, the common goal of which is to ensure and enhanc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performance-based compensation.” Li Jianwei,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a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nd a visiting scholar at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His major research is in corporate law,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management system, and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Corporate Law (RUC Press, 2008), Legal Regulation on Affiliated Transaction (Law Press, 2007), The Role of Law in Corporate Management (People’s Court Press, 2005), A Research on Independent Director System (RUC Press, 2004), A Research on the State-owned Exclusive Company (Law Press, 2002). Moreover, he has more than 30 articles released in core academic journals.     

高管拿高薪到底该不该

高管天价薪酬的风波正在愈演愈烈，符合程序审批的“天价薪酬”看上去拿得“合理合法”，但与普通职工收入涨幅滞后相比，与股民眼下正蒙受的巨大损失相比，高管们动辄数千万元的年薪显得如此扎眼     

高管薪酬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高管薪酬制度是公司法上的重要制度,其制度目标在于降低公司治理的代理成本,提升公司价值。但是,传统的薪酬制度建立在两个理想的假定基础之上:董事能够代表公司平等地和高管谈判;高管薪酬标准可以独立于其他利益关系人的薪酬而确定。这种假定和现实环境不符,导致薪酬制度不能实现其制度目标,需要从程序上和实体上进行反思和重构。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的法学思考

高管薪酬由于近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广受关注,现行高管薪酬制度的诸多弊病也引起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本文从剖析现行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出发,力求从法学角度找到科学规制高管薪酬的途径,并提出了完善高管薪酬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综合手段防止国企高管违法

制度套不住老虎的这种现象，是对制度建设的最大伤害。从这一点看，现代企业制度中要确立真正有效的“依法管理”和“制度制衡”的约束机制，其道路还很长、很远     

论企业高管薪酬包容性增长机制

高管薪酬包容性增长乃企业团队团结与合作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绩效相关性并不能等同于包容性,引入高管与员工及其团队内部薪酬的差距这一维度,可以弥补绩效标准之不足。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囿于企业内生机制失灵和政府监管长效机制的缺位,高管薪酬非包容性增长之势头并未得到扭转。高管无功受禄,非但不能带来公司相应的成长,甚至会侵蚀股东和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应有利益。为高管薪酬包容性增长提供制度供给乃是国家的责任,包括激活内生机制,构建与高管人力资本相适应的薪酬监管长效机制,着力发挥内生机制与外部引导监督机制的协同作用。     

褚时健和国企薪酬制度的完善

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家，以他的惨痛经历推动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哀，抑或是无法避免的代价     

国企高管薪酬怎样才能更合理?

很多央企高级管理人员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行政任命上岗的,而且一些央企是占有垄断资源和政策优势获取利润的,所以不能简单用市场化、国际化来解决问题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在208家上市央企发布的2012年年报中,披露了192家央企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年薪,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的有十多     

亮剑国企高管畸高年薪

中纪委近日发布规定: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可开除党籍;对偿付能力不强的保险公司,保监会也要求控制高管薪酬等"七项要求"。这些举措直指国企老总的畸高年薪。人们普遍认为,"七项要求"的针对性、及时性和促进社会公平、遏制腐败的重要性引人注目,社会充满期待。     

国企高管限薪之路要走多远

华尔街的次贷风暴将美国卷入了经济危机的漩涡,而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更加令人瞩目.继美国出台"限薪令"后,中国也紧随其后.与2009年国有企业高管年薪有关的政策文件已经在2009年6月1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性通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官员透露,上述政策文件旨在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目前,这份文件正在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待有关部委会签后公布.预计将于今年七八月间颁布执行.     

公务员下海首选国企是政企不分的表现

近几年的两会，公务员工资改革的话题都备受关注，今年亦如此。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何宪3月5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目前公务员薪酬制度改革正在研究当中。     

规范国企高管薪酬须加三道铁闸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违反规定自行决定本级领导人员薪酬和违反规定兼职或者兼职取酬的国企领导人员，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京华时报》7月16日）     

我国创业板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论析

针对创业板市场固有的缺陷与目前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出现的明显投机现象,我国创业板市场有必要引入做市商制度.我国已有的做市商制度立法经验及<证券法>的修订为创业板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提供了法律支持,但现行<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仍对我国创业板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构成障碍.对此,可通过针对做市商正常运营做出适用例外的规定,建立做市商的市场准入制度,选择竞争型做市商制度等措施加以完善.     

论路径依赖下的法官薪酬厘定制度

<法官法>第36条规定,"法官的工资制度和工资标准,根据审判工作特点,由国家规定."<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也提出要"改革和完善法官工资福利和任职保障制度".但<法官法>颁布十多年来,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构建法官薪酬[1]厘定制度既涉及到法院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又与法院队伍建设息息相关,对整个司法体制改革影...     

论法律进化中的实践理性——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视角

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所秉承的法律进化理论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下的被动宿命论，而是将自然观、历史观和辩证法有机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同时展开，在客观方面法律规则为经济规律所选择，阻碍经济发展的则被废弃。在主观方面，法律规则的有无、制定的恰当与否，决定了法系统给予经济发展以正面或者负面的回馈力量。实践理性是在认识并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主观能动地完善法律制度，使其充分契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尝试．坚持法律进化中的实践理性是使得法律的客观和主观方面融贯统一的重要方式，也是检验法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唯一途径。     

论美国创业板市场的法律监管

本文以NASDAQ为研究对象,针对其监管制度进行具体的阐述,主要分析其立法体系以及相关监管制度,并总结了美国创业板市场监管模式的特点及近年来美国创业板市场监管模式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