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封闭公司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

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在解决封闭公司僵局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目前没有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定。因此,应尽早在《公司法》中明确股东的信义义务。本文认为在对股东信义义务做出规定时,应借鉴美国股东信义义务的司法实践,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承担类似合伙人的信义义务。     

论我国构建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依据与路径

我国法学界对于是否应确立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仍有争论,但立法上已倾向于对控制股东的行为施加更多约束,从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从理论到制度的转变。虽然对于是否所有股东都应无差别地承担信义义务仍存争议,但当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至少公司的控制股东应当承担信义义务。控制股东的信义义务是为了实现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其以股东为公司所有者的定位而展开。控制股东与公司,控制股东与其他公司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无法避免,这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根本原因。此外,非控制股东对控制股东的信任、禁止权利滥用、公司合同的固有缺陷也是控制股东信义义务产生的原因。就我国控制股东信义义务的法律适用而言,应立足于我国市场经济及司法实践,以解释论为基础,结合立法论,确定勤勉义务、忠实义务及善意义务的具体适用方案。     

信义义务下的美国小股东保护制度及其借鉴

由于封闭公司的异质性，多数决原则、集中控制、商业判断规则等传统的公司规范不适宜于封闭公司。为此，美国制定法和判例法不断修正和调整信义义务规范，通过宽泛地适用信义义务规则，课以公司控制者更严格的信义义务要求和标准，加重其信义义务责任，甚至类比适用合伙原则，给予小股东，特别是小型封闭公司小股东充分、有效的保护和救济，值得我们借鉴。     

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理论反思与类型化

我国学界多数意见主张公司法应构建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但既有研究尚未澄清其内涵和外延。在内涵上,控股股东信义义务是填补“公司合同”漏洞的法律技术,旨在赋予法官在个案中的裁量权,将公平、正义和良心等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准则引入公司法,以应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引发的各类问题。在外延上,根据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依行使权利/职权的不同,可将控股股东信义义务分为行使股东会职权时的专属信义义务、行使董事会职权时的董事信义义务和出售控制权时的特殊信义义务三类。如此划分,能够恰当协调控股股东作为股东有权追求“私益”与作为全体股东受托人须为“共益”服务之间的冲突。     

委托人指令与资产管理人责任边界:以信义义务为分析视角

合理认定资产管理人承担责任的边界,是当前资管纠纷案件的裁判难点。实践中,对资产管理人未完全依据委托人的指令行事,资管产品收益未达委托人预期时,资产管理人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讨论值得关注。与纯粹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同,资产管理人享有特定的投资决策权,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质为信义关系,因此,责任的承担需以违反信义义务为前提。以委托人诉红土基金案为例,管理人遵循公平交易原则进行减持符合忠实义务的要求,对商业逻辑和市场可操作性的考虑则是履行注意义务的体现,其尽到了管理职责,履行了信义义务,故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信义义务救济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合同责任的认定来实现。管理人对减持指令性质的认识和对公平交易原则的理解,是判断其是否违约的重要因素。     

资本多数决原则与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

以上市公司“一股独大”为背景考察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问题 ,其制度原因在于 ,作为资本企业集中股东意志的必然选择资本多数决原则 ,本身却也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 ,从而导致其在公司实践中产生异化。为了矫正控制权滥用而导致的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失衡 ,应当要求控制股东行使控制权时承担诚信义务 ,并通过具体制度架构确保其诚信义务的履行。     

论股份公司控制股东的义务与责任

确立控制股东对公司和对其他股东的义务,对改善我国当前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控制股东设定义务在法理上也有充分的根据。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是控制股东应履行的两项基本义务,各自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在学理上确定这些义务的同时,应该尽快完善控制股东违反义务之后的责任体系。在这方面,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的有关条文应该做出修订和增补。     

透视美国公司法上的董事忠实义务——兼评我国《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之规定

集中管理模式之下的公司董事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股东与董事之间难免会产生代理成本,为此法律规定了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托义务。信托义务主要包括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的规定不够完善,建议我国《公司法》扩大董事忠实义务责任主体的范围,规定举证责任分配,归入权的具体行使主体、行使方式、行使期限等。     

论控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诚信义务及法律责任

我国在经济转轨时期,大部分公司股权相对集中,存在着控制股东现象,由于控制股东持有大比例的公司表决权股份,具有控制公司股东大会和操控公司经营管理层的能力.随着股东控制权的滥用,公司控制股东侵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以及其他股东利益的现象不断出现,这时我国加强公司治理,建立控制股东制约机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由于公司形式多样,受控制股东影响的公司利益相关者众多,本文将研究视角局限在我国股份公司中的债权人保护上,提出在股份公司中,控制股东应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诚信义务,以免发生侵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事情.     

The Modernization of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in the Chinese Trust Law: A Perspective from the Uniform Trust Code in the United States

Trust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distinctive achievement of English law, grown and developed over the passage of time, to meet new demands towards providing new solutions to problems, resulting in its widespread and inventive use worldwide. Although the trust system was introduced by the enactment of a specialist Trus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01,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growth in the use of the trust system in civic life. The personal fiduci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ttlor and trustee is the foundation of a trust. The trustee has an affirmative equitable duty to act solely in the interest of the beneficiaries. Whether people can rely on the trust system and use it universally is highly dependent on a trustee’s fiduciary du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rty-four states and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ave adopted some substantive provisions of the very valuable Uniform Trust Code (UTC).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Chinese Trust Law,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ustee obligations under the American UTC and Chinese Trust Law, and then proposes the amendment suggestion for Chinese Trust Law.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ive parts.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Part I of this article overviews the provisions of a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in Chinese Trust Law. Part II discusses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n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in Chinese Trust Law and the UTC. Part III explores the comparative consideration of a trustee’s fiduciary duties, and provides the proposals for legal reform. Finally, this article brings forward a brief conclusion.     

美国反补贴法中“因果关系”的确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反补贴调查中,"因果关系"的审查和确定是决定反补贴措施是否公平合理的关键所在,各国对此做法不同、争论很大.在"因果关系"的确定上,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存在不明确之处,各国对其保留有相当程度的解释空间.美国反补贴法在因果关系上的用语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不同,同时还存在两个重要的争议因果关系是应存在于"进口"与"损害"之间,还是存在于"补贴"与"损害"之间;应同时决定还是别决定损害与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的具体分析方法上,我国可借鉴美国的"整体分析法".     

保险法告知义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告知义务是我国保险法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当前，我国保险法中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还存在一些立法缺陷，主要体现在告知义务的主体、履行时间、履行方式、构成要件的主观标准等方面，完善我国保险法中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必须从这几方面进行探讨。     

论英美侵权法中注意义务的历史、概念与功能

注意义务起源于中世纪的普通法,通过判例经年累积而稳步扩展,打上了相对性的烙印。它以维护社会必要交易安全秩序为基础,是行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需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及在该种情景中应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它可规范不作为,调控过失侵权的范围和限制赔偿责任。     

民法中的保护义务——以其具体适用为中心

民法中的保护义务以人身、财产等固有利益的维护为职志，它与侵权行为法具有相同的功能，却是在合同法领域通过判例学说发展起来的。与约定或法定的义务不同，保护义务以不确定性为特征。为了保证司法实践中适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应当界定其意义，明确其前提，厘定其界限，讨论其标准，发展其内涵，确立适用保护义务的一般原则或规则，减少法官的随意性，增强判决的可预见性和统一性。     

内部控制体制的设置与董事义务——以日本企业内部控制体制判例考察为线索

随着《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与《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出台,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已经初具规模,内部控制体制的设置也成为最近我国大中型企业经营上的重要课题。能否依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确立董事内部控制的设置义务以及我国未来立法时应该对内部控制设置义务作怎样的规定,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日本公司法的公司机关构成与我国公司法有着相当程度的类似性,通过对日本相关法律规定、判决以及学说的研究,在解决以上问题上会对我国提供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交换领域外部性问题的经济法解决——以交易公平的经济法制保障为视域

交易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我国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不公平处处都有,诸多因素造成市场交易中外部性问题的产生,以致于损害弱者的利益。经济法作为抑强扶弱的社会本位法,可以通过赋予交易中强势集团以较多义务、弱势群体以较多权利、直接限制有违交易公平的行为,直接强制有助于交易公平的行为等途径实现交换领域外部性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