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交易习惯作为我国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比较广泛。在案例中,既存在当事人主动提出交易习惯的情形,也存在法官依职权查明交易习惯的情形。并且,在交货和支付款项过程中,还衍生了交货习惯、验货习惯、收货习惯、付款习惯、收款习惯等用语。司法裁判中运用交易习惯的案例,有将交易习惯视为是否符合或者构成某一特定行为的标准的特点,或者运用交易习惯作为特定事实,证明交易标的符合合同要求,有时交易习惯也被作为裁判理由,论证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从法理来看,具体的交易习惯是什么,需要法官在司法裁判当中给予必要论证;运用的交易习惯与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性,亦需要进行法律论证;特别是交易习惯与合同行为之间的关系,更需深刻反思。     

论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与司法公信力

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主要包括定性论证、量刑论证、总结性意见和对控辩双方不同意见的采纳说明以及引用法律条文等内容。评价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优劣可从正确性、针对性、平衡性等方面进行。法官后语、附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结案报告书论文化、规范说理制度等方式可以有效地辅助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切入点;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裁判质量,维护司法权威;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可以提高法官的素养和自律力。     

民意与司法裁判关系论纲

民意体现了大众普通理性,而司法裁判则是法官精英理性的反映,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无视民意的司法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将降低司法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唯民意马首是瞻,则会损及司法裁判的本质属性。在对待两者的关系上,应坚守法律至上的司法理念,让民意在司法裁判中得以合理表达和充分吸收。     

试论民事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公信力是法院裁判文书的生命,一个没有公信力的裁判文书,它虽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生命力。应从增强民事裁判文书的公开性;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公开法官做出判决结果的心证过程;正确引用法律、法规,充分体现裁判文书的权威性等三方面提高法院民事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民事裁判文书的理性探析

裁判文书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理由是裁判文书的灵魂。而如何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是我国目前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本文从三个方面 :理性展现的对象、理性展理的必要性、理性展现的路径 ,论证我国民事裁判文书加大说理力度的重要意义及改革思路。     

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借鉴

民事审判中辩论式的庭审方式强化了庭审的功能,明确了辩论双方的举证责任,引入了举证、质证、认证的程序。这一改革成果理应在裁判文书中予以充分反映,然而,目前民事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却不尽如人意。因此,改革民事裁判文书,使之适应庭审方式的改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构想

民事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使用数量最大的一类文书。但目前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仍沿用旧的模式 ,具有不讲理 ,或说理不透 ,不举证、不质证 ,概念化、公式化的明显弊端 ,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因此 ,规范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是人民法院实施“阳光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 ,应该列入议事日程。     

网络舆论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与司法回应

随着电脑的普及、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快速增加,网络舆论对社会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司法裁判方面,网络舆论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方面,网络舆论有利于监督司法权力的运行,促进了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判,有可能妨碍司法独立,损害司法的公信力。对于各级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来讲,应重视网络民意,自觉接受网络舆论的监督,但不能被网络舆论左右;应通过议程设置、意见领袖和网络发言人等有效途径,对网络舆论加以引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网络舆论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消极影响,促进网络舆论与司法裁判的良性互动。’     

试论从习惯到法律的转变——一个司法视角的审视

习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在司法判决中有可能被提升到法律规则的地位,从而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在司法实践中,在法院/法官确认习惯具有法律效力之前,习惯的性质往往是不确定的。因此,从司法视角予以审视,习惯需要具有相应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方能实现向法律的转变。     

民意介入司法裁判的困境与出路

民意希望通过给司法加压的方式,迫使司法裁判符合自身预期.但由于公众在目的上的宣泄性,知晓案件信息的片面性,表达的多元性和可控性,使得民意介入司法裁判存在内容、方式和结果三重困境.要构建民意与司法的良性互动,需要在观念上坚持司法职业化和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结合,在制度上构建民意进入司法裁判的程序规则,在司法环境上避免工具主义司法观,在法官队伍建设上提升业务素质与道德素质.     

穿越法律规则的公平和正义——司法理念视角下的裁判效果解读

从总体上勾勒现代司法理念,很容易流于空疏。因此选择了一个具体而细微的独特视角,解读了公平与正义理念对法律规则的指导和补救,乃至对裁判效果的重要意义;一如现代司法理念为现代司法制度的建构所提供的正当性论证和信念支撑。     

人工智能时代下司法裁判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热潮的兴起推动司法领域展开新的探索和尝试。司法人工智能建设为司法领域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它极大便利了司法人员的办案工作,提高了司法效率。同时也存在司法数据不全和低质、技术性问题有待克服、复合型人才匮乏、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冲击等一系列问题。须正确认识人工智能系统在司法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积极应对挑战,最大程度利用其价值,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我国裁判文书公开存在的问题与出路

审判公开是目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步骤,裁判文书的公开是审判公开的基本环节和应然要求,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公开存在分类方法不科学、说理性匮乏、执行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快裁判文书公开的类型化建设、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构建法院内部考核与外部评价以及媒体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来贯彻与落实裁判文书的公开。     

简论刑事裁判文书中证据的叙写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所谓“以事实为根据”,应当理解为,以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为根据。在一个具体案件中,许多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民法院只能以经过证据证明了的事实作为审理和判决的依据。因此,证据在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就裁判文书中有关证据的具体写作问题作一简单的探讨。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司法裁判考量社会舆论的正当性

司法权具有社会权力的属性,司法独立原则强调的是法官的人格独立,因此,法官自主地考量社会舆论并不违背司法独立原则,反而彰显司法权的社会属性。但是司法裁判对社会舆论的考量是有界限的,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部分,必须遵守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言辞原则,不能考量社会舆论。法律评价部分可以考量社会舆论,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前提。要在司法裁判与社会舆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可以从司法精英化与司法大众化相结合、限制媒体报导与借助媒体报导相结合、审慎考量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等方面入手。     

探析司法裁判的现状与走向——以热点案件引发的民意为视角

在司法领域,民意是社会公众对某些案件大体相近的、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尽管目前缺乏较为准确、便于评估民意的方法,但民意仍对司法裁判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并不时地使之处于尴尬地位。囿于司法者与民众的思维方式、司法裁判与民意评判的形成方式以及司法裁判与民意的本质特性方面存在差异,司法裁判与民意之间必然有诸多纠结。因此,司法裁判要改变尴尬现状,实现与民意的共赢,就必须以司法独立为基本前提,在法律的框架内尊重民意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畅通民意参与渠道。     

习惯在司法中的效力

习惯在司法审判中经常被作为判案依据。而我国法律对习惯的使用缺乏明确规定,建议对习惯的使用作出规范标准。     

论民间习惯司法适用的启动机制——当事人对民间习惯的举证

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张适用习惯规则是民间习惯进入司法的前提条件。在司法中,只有被证实的习惯才具有司法适用性,才能作为法官的判决依据。习惯的证明义务应当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承担,对方当事人以及法官不负证明义务。在现有的证明方式中,当事人的举证只能依靠民间权威或者专家学者的证人证言,以及某些民间习惯方面的权威性研究成果和调查报告。对众所周知的习惯,当事人可以有条件的免除证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