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 ,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诞生的 ,并日益成为各国保护智力成果、促进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国际竞争的有力措施。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世纪之交 ,知识产权制度正逐步成为知识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和重要保证 ,成为推动和保护技术创新的强有力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有效机制。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是我国大力推进技术创新 ,实现高技术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必由之路。　　　一、知识产权是竞争规则也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公平、…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管理 促进知识经济快速发展

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需要坚实的法律为重要基础,同时也需要丰富的信息资源为主要动力;知识产权制度兼有法律和信息资源的双重功能,我们不仅应关注有关智力成果保护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完善,而且应重视研究知识产权信息及其管理,推动知识经济的深入发展。 1.知识经济与知识产权 知识经济是一种信息密集、智力密集的经济,它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二者之间存在天然联系;知识的占有与法律确认、知识     

略谈知识经济

本文以我们所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对知识经济的含义、特点进行了的论述。并就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关注的焦点——科技和教育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应振兴中国科技和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以顺应知识经济时代。     

论知识经济与法律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发《法学系列专家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论知识经济与法律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发《法学系列专家系统》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一、信息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突破口（一）信息交流方式的变革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信息伴随着生物产生，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认...     

论国际法在中国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法律的两个不同的、独立的体系,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调整对象、效力基础、法律渊源、实施措施等均有不同,但二者也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的密切联系。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推动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影响推动中国人权保护状况的改善。入世促使我国对现行法律体系进行修改,促进了我国更加注重国内法律环境的完善,推动了我国法律与国际性的法律接轨。     

立法的解读·深入研究的导向——读谢铭洋、古清华等的《营业秘密法解读》

知识经济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经济阶段,信息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财富增长的“源动力”。而只有信息生产者的权益受到保护,才能提高其信息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最终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商业秘密,就是现代经济杜会中各国政府和企业所高度关注的信息,其被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正是技术信息产权化的结果。商业秘密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规范功能的扩张密不可分,因此其也具有特别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到商业秘密持有人个人的利益,而且还关系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秘密法律保护制度,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公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法律本质理论的回顾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革因素开始推动法理学和法律本质理论向前发展。法学界围绕法律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关系,对法律本质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力图论证法律本质是正义性、阶级性、社会性和物质制约性的统一,主张用马克思关于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相统一的原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互关系的原理、法与法律关系的原理来深化和发展法律本质理论,建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集自治性与开放性于一体的法律本质理论体系。     

法律职业教育的规范化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是和平发展的世纪，是中国发展的世纪。中国法学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法学教育必须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法学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重新设定。如果说以往的中国法学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的话。那么，２１世纪的法学教育就应当是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教育。知识教育是整个法学能力教育、素质教育的基础。传统法学教学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首先，知识经济的兴起，人类社会信息爆炸，法律要发挥其功能，法学和法律工作者必须掌握、了解更多的知识和信…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     

21世纪律师寄语定位21世纪的中国律师业

面对21世纪，中国律师个体乃至整个中国律师业应该如何定位?这是事关中国律师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每当谈及21世纪，人们自然联想到网络、信息、外语等要素，想到知识经济、全球化等现象。诚然，这些要素与现象必将对21世纪的中国律师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中国律师素质更为全面、法律服务更为优良，在财富和人格之间，律师对财富的追求将会淡化，而更加关注律师的人格。另一方面，21世纪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更是社会民主、法制健全的时代。为此，律师应当是具有强大“交涉力”的社会治理力量，充分发挥作为社会权力…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探究

目前,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阶段。但公共事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以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前提下,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量刑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内涵的应有拓展

罪刑法定原则必须与时俱进,刑法规范内容的多样化必然带来罪刑法定原则内容的多样化,但罪刑法定原则长期被学界定位为犯罪与刑罚的法定化,无法充分体现其限制刑罚权滥用的制度价值。随着刑事司法中的最大问题由罪刑擅断到量刑不公的转变,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亦应该有所拓展,即从"犯罪与刑罚之法定化"的二元格局迈向"犯罪、刑罚与量刑之法定化"的三元格局。其中,评价范围与评价方法的法定化,就是量刑法定化的题中之义。     

矫正贫富分化的社会法理念及其表现

贫富分化问题已成为困扰我国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根本成因在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法制度的缺失。矫正贫富分化的主要途径在于以整体主义观念为基础构建和完善社会法制度,这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各国社会立法的普遍做法,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律观念相契合。但整体主义只是社会法的观念基础,而不是整个法学的观念基础。整体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对个体主义的否定,二者是互补的,相辅相成的。     

土地法、动产法到信息法的社会历史变迁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早期的人类在狩猎经济的方式下生存,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所有权。农业社会的基础经济资源是土地,与之相适应,土地法成为最早的经济资源配置法则。工业社会的基础经济资源是机器,于是动产法取代了土地法的核心地位。信息是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信息法必将成为一个独立而完善的法律部门。     

中美竞争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有赖于竞争机制的形成和运转。竞争法作为维护市场经济公平有效的手段,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比较中美两国的竞争法律制度及其差异原因,由美国社会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得到的若干启发,可有效促进我国竞争法的建设和完善。     

华侨农场发展问题初探

建国初，随着广东省归国难侨处理委员会创建全国第一个华侨农场——广东省珠江华侨农场，华侨农场正式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虽然以华侨农场为重点的归国难侨安置工作一直是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肯定。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华侨农场的历史遗留问题、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模式的问题等日渐影响着它的生存发展。因此，探讨华侨农场问题对解决现实问题和进行移民法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累积犯视域下网络账号恶意注册行为的规制

作为各类网络“黑灰产业”的源头,网络账号恶意注册行为具有行为原子化、推定的“恶意”、原因力的间接性、侵犯法益的广泛性等特征,亟需刑法规制。累积犯理论依据“真实的累积效应”,将轻微不法行为纳入抽象危险犯的规制范围,与网络账号恶意注册行为相契合且为规制后者提供了理论支持。立足于网络社会特点及语用学的发展,通过对刑法解释进行“去中心化”的网络改造,可使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适用更加灵活。对“明知”与“犯罪”的阐释应跳出传统语义的窠臼,扩张至“推定明知”与“不法行为”,进而在恪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刑法立法的效用最大化。     

经济法的中国性问题分析

研究经济法的中国性问题旨在将经济法的本土性、回应性落实于实际。转型中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显然具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本土性,由此,需要经济法学研究秉持"嵌入"型思维来分析转型期经济法具体应回应的中国性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上作出应对。经济法解决中国性问题的进路,就是从法学思维出发,推动市场化转型与宪政转型的互动,着眼于社会分化下的强弱势群体间的利益、权利失衡,并构建以经济民主为中心的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     

法律信仰批判

中国法学界的"法律信仰"命题,是对美国学者伯尔曼有关法与信仰(宗教)之关系论述的误解,这种理论对中国社会影响很深,并导致了法律界的一系列错误观念。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法律不能被信仰;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而应是加强法与社会的沟通,增加法的现实性、可行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论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社会演进和法治发展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既受到一国经济社会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因而具有民族特性;同时也受到来自国家之间经济交往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化倾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法的发展离不开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国内国际背景。在经济法的民族性与国际化关联互动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平衡,是我国经济法创新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