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路径——从唯物矛盾观发展的视角

马克思等人对黑格尔唯心矛盾观的解构和对唯物矛盾观的深化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矛盾学说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创新是一个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从唯心到唯物、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散到系统、从系统到升华不断扬弃的过程。不断的解构与建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路径。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路径——从唯物矛盾观发展的视角

马克思等人对黑格尔唯心矛盾观的解构和对唯物矛盾现的深化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从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矛盾学说体系,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创新就是一个不断解构与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从唯心到唯物、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散到系统、从系统到升华不断扬弃的过程.不断的解构与建构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路径.     

论鲍德里亚对拜物教理论的重构

鲍德里亚立足于其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的客观背景,提出了他所谓的"能指拜物教"的新理论。符号成为人所崇拜的对象,物经历了符号化,人被物的符码所迷惑却自知对物迷恋。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俨然是一个符号创造秩序、人们在深层次的意识中难逃符号所定的差异的、区分的秩序。其理论虽然没有触及马克思拜物教范畴的真谛,但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它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今现实,扩展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应该辩证审视。     

后现代背景下文化概念的新界定

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基础主义、整体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全面解构,导致西方文化研究诸学派失去了准确界定文化概念的信心.从文化研究者对文化概念的"弱共识"出发,可以进而追寻关于文化的"强共识",得出关于文化的新概念,即文化是内在制度(潜规则)和知识、语言、法律、礼仪、符号等大体上处于物化或者是外化状态的外在制度(显规则)所构成的规则系统.而且,文化不是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静态叠加,它是两者"互动的和".     

当代中国红色文化政治传播基本问题研究

红色文化兼具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当代中国红色文化的政治传播,一要推动建构红色文化从政治符号到文化符号的融合发展,发挥红色文化本身的传播功能;二要实现红色文化从符号叙事到精神意象的凝练升华,使红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意象转化升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三要推进红色文化从意识形态塑造到大众传播的转化,真正实现其价值传导、理论再造功能;四要实现红色文化从国内传播到国家传播的文化形象构建,促进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和中国国际形象塑造。     

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中的类比转义

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是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的核心逻辑，是对男权主义传统的“性类比思维”进行逆向类比推理，从底层思维逻辑质疑二元对立模式，受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变迁、伍尔夫叙事的价值之争、对《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例，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不同层面以类比转义方式解构“二元对立”。借助类比转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得以深入揭示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深层社会意识和文化符码，但也可能因推理方式本身的缺陷出现主观偏误。     

十八大以来“民主集中制”研究的新动态

"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和根本领导制度,向来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热衷关注的政治符号和政治话语。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打虎拍蝇"反腐行动过程中,党内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和隐患,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不禁反思:"问题根源出在哪了?"于是乎,"民主集中制"再次回归到人们的研究视野。学界同仁们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立足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从概念正本清源、内涵诠释、理论实质、内在逻辑关系、外围关系、困境与出路、建构与解构等多维视角,对民主集中制展开了新一轮的客观研判和理论探讨。     

中华文明第一期:道家美学的生命智慧

中华文明第一期,以汉晋之际为界,是中华文明自身的对话,也是中国文化本土思想的成熟。其中,道家的生命智慧十分深刻。老子的思考,是从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反省开始的。与孔子相比,老子采取的不是救赎方案的正面建构,而是对孔子救赎方案的解构。也就是说,同样是对于信仰建构的深刻思考,老子不是以"立"为主,而是以"破"为主。庄子则一方面仍旧立足于老子,像老子一样以"道"为宗。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从老子的本源论转向了本体论。由此,区别于老子的以宇宙论(宇宙本源论)作为自己的形上体系,庄子另辟蹊径,开启了借对经验认知的不断检讨来实现自己内在的精神生命自由的"以快吾志"的救赎之路。     

浅议“父为子隐”与孔子之真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立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性人物,也是立身行事性情率真的楷模。《论语》中关于"父为子隐"的论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的直道真情,历经几千年仍是司法领域争论的重要命题。解读"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孔子“忠恕”之道与和谐人际关系

孔子的思想在儒家文化中创先河与集大成,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呈现,有别于其他的宗教或哲学,自身饱含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蕴和强大的生命延展力以及历史贯通性,也是其能够成为千年来引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力量的重要原因。孔子的思想注重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其核心思想"仁"意为关系——即人与人之间所应建存的一种和谐圆满的状态。从这个维度出发,儒家思想更是一部系统的关于如何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理论学说,是我们现下谈论和谐人际关系构建的重要理论支点。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     

“熟人”与“陌生人”的人际关系比较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伴随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自由的稀薄的人际关系,以习俗型信任为特征。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以及受到契约、物和物化了的社会设置所中介了的间断式人际关系,它以契约型信任为特征。后工业社会也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由于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人际关系将是一种自由稠密的人际关系,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所包含的是合作型信任。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跨越工业社会的人际关系模式,自觉地促进后工业社会人际关系的生成。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