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缅甸外交

重返国际社会是缅甸军政府近年来对外关系的重要目标。在 2 0 0 0年 ,缅甸军政府继续为此而努力 ,并保持了与中国、东盟的传统友好关系 ,与印度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与俄、日等国关系有所恢复和发展 ,但与美国、欧盟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关系依然没有明显好转。     

1998年的缅甸外交

缅甸外交在１９９８ 年继续稳步发展,但也遇到了新的困难。缅甸与东盟成员国来往密切,但因金融危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缅甸与东盟成员国的矛盾也逐渐凸现。虽尽力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成效甚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对缅实行制裁。缅甸与印度、孟加拉国的关系在１９９８ 年进展不大,缅中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学者最先将强制外交与威慑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并对此展开专题研究。根据美国现有研究文献,本文阐述了强制外交的定义、效用及局限性,剖析了影响强制外交成败的因素,并对美国强制外交理论研究的现状和实质进行了评述。作者认为,分析影响强制外交成败的因素是美国学界研究的重点,旨在直接为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服务。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强国,有机会和能力实施强制外交。由于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多地运用强制外交,因而该专题理论研究将会得到进一步深化。     

全球环境基金与中国环境外交

本文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和个案分析,旨在阐述全球环境基金与中国环保政策协调的关系,指出国际制度中的利益驱动因素会深化国内气候变化政策协调过程的发展。     

公共外交与中日关系

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时代,对外决策深受民众和媒体的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不亲近感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障碍.对日公共外交旨在通过开展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改善其对华态度.本文探讨了开展对日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可采取的措施和应注意的问题.     

阿都拉政府的政治与外交

2003年10月底上台的阿都拉政府,在处理政治和外交问题上展现出明显的新风格,得到了举国上下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马来西亚的政治和外交也最终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但马来西亚政治和外交的主要方针基本没变,阿都拉政府的成功,除了领导人的个人特质外,也取决于相对稳定的内外形势.马来西亚政治和外交的近期发展令人看好,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不确定因素.     

论东盟决策过程中的第三轨道外交

东南亚市民社会组织的壮大以及参与地区事务积极性的提高是新时期东盟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这也为东盟双轨外交之外提供了新的外交沟通形式,第三轨道外交成为市民社会组织参与并影响东盟决策的重要形式.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东盟的决策机制和过程.     

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的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小国在外交领域很难有大的作为,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一思维定式的简单表述。不过,在观察当代国际事务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国凭借其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联合成立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外交能量。通过巧妙利用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小国不但可以从中收获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实现一定的政治、安全利益。本文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在多边国际组织、自由贸易协议、次区域合作等实践领域中的经济外交行为,总结了其中的经济外交策略及其启示。     

东盟内部的科技合作:成就与问题

推进东盟内部的科技合作与发展始终是东盟组织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目标,东盟已经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其现行科技管理机制不完善、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悬殊、科技需求的不一以及决策方式上的问题,东盟组织在推进内部科技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外交

俄罗斯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共同性、神本意识、好走极端、忍耐精神和全世界回应能力。它们已经成为俄罗斯人民的基本人生信念和自觉的价值追求,不仅是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因果性力量,还是支撑国家外交政策的社会性基础,更是建构国家外交策略的构成性要素。     

基辛格的困境与美国外交的未来

亨利·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史中将政治家和学者身份充分融合的典型代表。 1969～ 1977年 ,他先后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从政前后 ,基辛格撰写大量文章和著作 ,充分展示出其作为博学深刻的学者风采。尽管年事已高 ,但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关心始终没有减弱。他不断写出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和专著 ,对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得失进行评说。不过 ,基辛格的许多政策主张与当今国际形势及美国外交政策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基辛格也许没有意识到这点 ,倒是有学者对此进行直截了当的揭示。基辛格的《美国需要一项外交政策吗 ?》①出版后 ,著名国际关系…     

论基督教与欧洲外交

基督教对欧洲影响巨大,就外交而言,它先是为其预设了原初的背景前提,继之又形塑了其行为主体——民族国家;它不仅为欧洲外交提供了基本制度规范,而且随着与民族国家结合,还对欧洲外交的发展与演变产生直接影响。在历史坐标中考察两者关系,不仅可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宗教与外交错综复杂关系的典型个案,而且对我们理解现实中的欧洲外交,甚至整个国际关系也将大有裨益。     

雾霾责任、环境外交与中日韩合作

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已开展20多年,但其治理的机制化进展缓慢。近年,日韩利用跨界大气污染议题向中国施压,导致中国的环境外交出现被动。日韩欲使中国承担"责任",并要求中国在区域环境合作中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然而,由于保护大气在国际法和科学上的复杂性,没有单一的手段或制度能够解决跨界空气污染问题。将空气议题过度政治化,可能会导致治理失灵和非机制化,这种做法无助于次区域环境治理。在应对复合型污染源导致的长距离空气污染问题上,一些国际环境法原则如"污染者付费"实际上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中日韩应强化"共同参与"、"预防性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范,避免以"雾霾责任"作为施压方式,从而提升区域环境合作的有效性。     

三木内阁的“等距离外交”与中日缔约谈判

三木内阁试图利用中苏矛盾在两国之间奉行“等距离外交”,一方面表示要全力推进中日缔约,稳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以此提高对苏交涉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想开罪苏联,在中日缔约上施加种种限制,积极推动日苏对话,以增加对关战略博弈的资本,加重对中国谈判的筹码。三木内阁企图从中苏对抗中渔翁得利、两头通吃的作法反而使日本在苏联的压力下陷入被动,也引起了美国的反感和否定,从而使其推行的“等距离外交”在实践中四处碰壁,而不得不草草收场。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