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碳税之路——以国际碳税税制比较为视角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与会各国对＂碳减排＂态度各异,利益冲突激烈,中国主动提出承担＂到2020年碳排放下降40-45%＂的减排目标,充分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姿态,而少数发达国家鼓吹的征收＂碳税＂以促进减排的主张则引发了诸多争议。文中通过对几个代表性国家的碳税税制加以比较研究,针对中国面临的＂碳税＂挑战提出应对建议,以期对＂后哥本哈根时代＂中国＂碳税之路＂有所启示。     

跨国并购税制的比较与借鉴

跨国并购是我国面临的全新课题,跨国并购税制是规范跨国并购行为的法律利器。美国和欧盟的跨国并购税制对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具有启示意义。主要启示有:确立正当商业目的原则,防止税收规避;采取间接税收优惠;妥善解决纳税期间不匹配类型的双重征税等。     

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采用1999年11月国际劳工局理事会推荐的18项劳动力市场主要指标(KILM),对转轨时期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分析有利于我们从世界范围内的高度把握转轨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态,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的优势和不足,这些优势和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的特色.我们认为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主要特征是1、在就业机会不断增长的同时,劳动力供求缺口继续扩大,下岗职工增多,公开失业率有所上升;2、伴随着劳动报酬水平的普遍提高,收入差距有所扩大;3、就业稳定感下降,劳动合同短期化,职业变动有所加快;4、就业质量略有下降,平均劳动时间延长,非正规部门就业大量增加;5、社会保障水平总体提高,绝对贫困人口迅速下降,但是在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迅速发展的同时,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险水平有所降低;6、就业结构不断升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提高,其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上升明显;7、劳动力素质逐步改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工成本相应上涨.     

“十二五”:中国税制改革展望

本文在对税收万能论、税收无用论和税收原罪论等偏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十二五期间的税制改革进行前瞻性思考。本文认为,税制的改进需要和通盘的配套改革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税制改革需要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为一体;税制改革要与优化分配格局、调整分配关系配套;税制改革要和走创新型国家道路的取向相结合、呼应。这四大取向,落实在税制优化本身的表现上,可以总结出结构性减税、特定税负有减有增、结构性增税等三个概念。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地位分析

本文从GDP相关指标(传统GDP、绿色GDP和人文GDP)的排名、综合国力排名、国际竞争力排名、经济强国指数排名、《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排名等多个视角对中国国际地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其中,经济强国指数研究是我们在国际比较领域的新尝试,该研究借鉴了综合国力评估、国际竞争力评价和人类发展指数等相关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通过深入分析国际权威数据库,设计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强国指标体系,并计算得出各级各层经济强国指数。     

中国外交能力分析——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视角

对于全球性的大国而言,外交不单只是外交,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内政,反之亦然.外交能力指的是大国统筹国内国际大局,综合调整和动员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物质权力与规范网络等资源,达到国内进步与国际体系稳定相互促进所必备的统合能力.本文按照国家-市场-社会的逻辑,从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规范以及国内与国际统筹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外交能力建设中所要面对的一些议题.     

“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体系和平变迁”——以建构主义“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为依据

2005年4月23日,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博鳌亚洲年会上作了"为中国和平崛起而实现的共赢方针"的主旨演讲①,这暗示着我们的一些邻国开始正视并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如果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中国及其所带动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必然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深刻变革.②在主流国际体系变迁理论中,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的"权力分配论",还是吉尔平的"权力转换理论",抑或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是聚焦在如何通过霸权战争等非和平方式完成国际体系的变迁.如果只把这些理论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而加以否认,不跳出其分析框架来重塑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的途径,那么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构建中就存在着不足与缺陷.笔者认为,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理论更适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体系和平变迁提供理论依据.     

“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中国路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有关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议题上所产生的分歧，根本原因在于双方在国际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利益失衡。走出这种困境的出路在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从程序选择上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疏通其言论渠道；从实体规范上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应弥补其制度缺失。     

自由贸易区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视角

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视角,比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制度,即比较分析了两者在主导权、组织结构和关税减让三个方面的差异;分析差异形成的原因,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产品范围比较研究——以产品责任法为视角

产品是导致产品责任产生的客观物质对象,它是构筑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点。基于不同的立法宗旨和消费者保护政策考虑,各国产品责任法对产品的范围作了各不相同的规定。美国产品范围最为宽泛,英国、德国比美国的产品范围稍小一些。我国的产品范围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产品范围狭窄与不够明确两方面的问题,应适当扩大产品范围,对电、书籍、电脑软件等特殊物品是否属于产品作出更明确的界定。     

论“后后冷战时代”

自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历了"帝国主义时代"、"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9·11"事件后,世界进入"后后冷战时代"."后后冷战时代"具有包括大国冲突"退场"、多极世界形成、世界多样化和全球治理成为国际政治主题等特点.     

“国际路线”影响下的中国革命道路——以毛泽东、方志敏的探索为中心

自土地革命以来,以毛泽东、方志敏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思考和探索。通过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他们的探索得到总结、提炼。但受六届四中全会后“国际路线”全面贯彻的影响,不仅打破了中央与地方的良性互动,也冲击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进程。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在对“国际路线”给予不同程度抵制的同时,也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坚持与反思。他们的努力特别是之后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比较,逐渐确立了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正确选择。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我国性别统计创新

我国长期以来用妇女儿童纲要监测工作来推动性别统计工作。虽然在某些方面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是没有使性别统计工作的现状发生质的改变。与国际上其他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为了使性别统计积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实际，必须根据新情况、新问题，对传统的性别统计管理体制、统计制度方法、统计技术手段等影响统计工作的各方面因素进行变革、扬弃、丰富和发展。     

我国刑法规范中的海外华人人权保护问题——以国际刑法为视角

海外华人人权屡被侵害的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问题，应当参照国际刑法准则，参照我国签署、加入并施行的国际公约，修订我国刑法规范和其它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人人权。     

《监察法》留置措施探究——以“两规”措施为比较视角

监察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新的监察制度的确立,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其中的留置措施作为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成功取代了曾一度发挥重要作用的两规①措施。在进一步遏制贪腐现象,协助构建国家独立监察制度进程中,留置措施功勋卓著。然而,留置的监督、程序性制度的具体构建、被调查人员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还存在诸多模糊地带。一年来各地对其具体运用仍存在差异。应从留置场所的选择、留置措施的监督、律师的介入、留置措施中非法证据排除、留置措施笼统性规定的细化等方面进行完善。     

时代主题与中国国际战略转型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科学评估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战略判断,引领中国国际战略实现了最重要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开始实行＂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公务员培训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为促进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国内外公务员培训机构间的交流与合作,2009年9月25日至26日,上海行政学院举办了"公务员培训国际比较"学术研讨会。这次多边的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特邀60多位国内外从事公务员培训和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与会,其中,国外学者主要来自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越南等12个国家的著名公共管理学院和知名高校,国内学者主要来自行政学院系统。     

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以中国为对象的比较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成长是一个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话题。这一话题所以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更在于中国中产阶级出现和成长的独特性。同西方相比,中国中产阶级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且消费更为突出地成为地位模糊的中产阶级寻求社会认同的途径。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成功凸显了这一阶级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格局也制约了中产阶级的行动空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中产阶级凸现出＂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双重特征。     

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评析——以“文本”分析为视角

当下,法学界针对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所作的评析甚多。学者们出于各自问题研究的需要对该研究之特色与局限性的评述往往以一种＂事后的眼光＂予以关照,而少有能以具体的同类研究实践与之进行学术对话与商榷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理论上的空洞感,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若以当代解释学的有关理论来审视这一现象,我们会发现,部分评析至少存在着切割文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误读＂文本之嫌,值得予以特别的注意。因此,通过将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与美、日等国学者所做的同类研究进行简要比较,厘清异同,或可获得相对＂中肯＂的理解。     

中国农村发展的另类解读——“中国经验”、“比较优势”与乡建试验

自中国开始追求工业化以来,中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就被裹挟入整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不再是单纯的农业或农村问题。20世纪以来“政府公司主义”的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农村发展领域的基本问题不可能是农业问题,而可被归纳为在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这个主要体制矛盾的制约下包括农民、农村和农业等三个维度的三农问题。